本报记者　刘克洪

贺龙在军阀混战时期曾征战綦江；在西南局、西南军区工作时，多次到过綦江；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期间，又专程到綦江调研工业发展。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撫我孑遺”碑来历

在东溪古镇太平桥200米处的蛇皮滩，江边大路旁竖立着一块“德政碑”，碑上刻有“撫我孑遺”几个大字。这块碑为谁而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24年三四月间，在镇紫街一带自重庆开来一支数千人的队伍，这支部队纪律严明，装备精良。大兵压境，临近的东溪人心惶惶。这支部队的首领，就是时任孙中山组织的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贺龙。

贺龙自1923年6月担任旅长这一职务后，这年8月在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指挥下，向吴佩孚率领的北洋军发起进攻，讨贼军先后收复成都、重庆。但吴佩孚不甘心失败，这年冬天，又组织川、黔、鄂军12师另加8个旅的兵力，向讨贼军反扑。讨贼军因内部分裂，重庆、成都先后失守，熊克武自动去职，至1924年2月四川讨贼军宣告失败。

贺龙被迫率部从成都向黔东撤退，三四月间便来到綦江。在路经东溪前将部队驻扎在镇紫街一带。

东溪是商贾云集的古老集镇，也是由渝入黔的军事要地。贺龙是湖南桑植人，对东溪一带十分熟悉。十多岁时，喜欢舞棍弄刀的贺龙，为了生计，就跟叔父、三姐夫赶骡马、运山货、贩盐棉，往返于湖南贵州之间。贺龙多次住宿东溪，经常穿行于赶水镇木泽河一带。因为备受豪强欺凌，贺龙广交朋友，对不平之事常常伸出援手，东溪赶水一带也小有名气。原綦江县委书记李义曾多次讲道，1960年代他担任赶水区委书记时，在木泽河一带就经常听到当地老人谈起贺龙的故事。贺龙想，东溪地形显要，特别是枇杷山要塞易守难攻，因此决定与东溪驻军谈判，争取和平通过。

其时驻守东溪的军队共有2000多人，首领名叫曹天泉，自称川东边防军中将衔少将第五纵队司令官。曹天泉是贵州桐梓县人，长期在川黔之间的马帮充当马夫头。清朝末年，因绑架勒索东溪财主陈五老爷15挑银子，购买了100多支枪，拉起了队伍，在东溪称霸一方。但曹天泉号令严明，奉行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在本地百姓中口碑较好。

曹天泉听说驻扎在镇紫街一带的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心中惊惧交加。他认为，贺龙肯定是来东溪抢占地盘的，自己与贺龙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但又不甘将自己占据的地盘拱手相让。曹天泉依托一些险要地形构筑工事，准备阻挡贺龙进入东溪。

当贺龙邀请的当地中间调停人，向曹天泉讲明贺龙部队仅仅是借道入黔并非抢占地盘后，曹天泉才解除了敌意，并约请贺龙到东溪驻地谈判。当天晚上，贺龙带着该名随从来到东溪。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贺龙送500条枪给曹天泉，曹天泉送3000块大洋给贺龙；贺龙的部队避开东溪场，从场背后小路过境。

第二天，天刚露出鱼肚白，曹天泉便亲自带着3000块大洋，到东溪场背后为贺龙送行。贺龙告别曹天泉，带着部队从琵琶山、牛青山小路至福林五龙山开往贵州。

贺龙大军和平过境，让东溪避免了一场兵灾浩劫，东溪百姓非常感动。1925年，东溪百姓为感谢贺龙与曹天泉的“庇护”之功，就在太平桥的蛇皮滩处，立了"撫我孑遺"的“德政碑”。“撫”字右下面少写了一点，寓意曹天泉在抚恤东溪百姓方面“差一点”。

留在东溪的记忆

1953年6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在张际春、张霖之、蔡树藩、张子意等同志陪同下，前往贵州、云南视察工作。临近东溪，贺龙嘱咐一行的同志，中午我们就在东溪停留，这里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上午10点多钟，贺龙一行未向任何人打招呼，径直将车开到东溪派出所。贺龙向所时里的干警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来意。派出所的干警见一下来了这么多领导，个个都觉得有些紧张。

“东溪的社会治安如何？”“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怎样？”一进门贺龙便与干警们拉开话题，问长问短。贺龙和蔼可亲的面容，很快让干警们打消了拘谨和紧张，主动向贺龙介绍东溪的情况。不一会儿，东溪区委的同志也闻讯赶来了。在交谈中，贺龙还问道：“綦江出产花生吗？”干警们说：“綦江广产花生，东溪花生价廉物美。”贺龙很是高兴：“我们国家吃花生便宜，有的国家吃花生可难了，一般要召开很重要的会议才能吃到花生。”

时近中午，区委和派出所的同志准备设宴接待贺龙等领导同志，贺龙立即制止：“我们是路过这里，就在机关伙食团购票用餐。”下午3点，贺龙等离开东溪前往贵州。

大约过了一个月，贺龙一行从贵州返回重庆。贺龙又向同行的同志们特别叮嘱道：“我们今天又在东溪小住。”贺龙一行又来到东溪派出所。

这次贺龙与派出所的干警们已成了熟人，他嘴上叼着烟斗，呼哧呼哧地吸着，时而坐在凉椅上，时而起来走动，谈笑风生，引得干警们哈哈大笑。

交谈中，贺龙向干警们讲起了新中国成立前自己在东溪的经历，详细介绍了他与曹天泉达成和平过境的经过。他说：“我至今还记得，曹天泉送我的3000块大洋，是在东溪场背后的一根田坎上交的。”

民警告诉贺龙，曹天泉得了你送的500支枪，声威大震。当年夏天，就被贵州军阀周西成收编为川东边防军第五纵队，并任命他为第五纵队司令。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曹天泉主动请缨率军奔赴抗日前线。在与日军作战中，曹天泉被日本飞机投掷的炸弹炸断左腿，周西成将其调回贵州后方总部养伤。伤愈一年后，曹天泉离开军营，重操旧业经营贵州的马帮，经常从云南运大烟到四川，再从四川运盐和百货到贵州、云南，生意做得红火，名声远播。当时在云、贵、川的驿道上，凡有曹天泉的手令、信物，红黑二道均让其通行。

“那后来曹天泉是怎样死的？”贺龙问道。“新中国成立前夕，因腿伤复发去世。”贺龙又提出：“我们上枇杷山看看。”时值中午，天气十分炎热，派出所的同志劝道：“这里去枇杷山还有几里路程，天气又太热。”

贺龙只好拿出望远镜，站在高处向干警们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枇杷山雄奇险峻，上山的道路蜿蜒曲折，贺龙感叹地说：“用当时的武器，是很难把曹天泉驻守的枇杷山打下来的！”

青年煤矿的“华丽转身”

1958年大办钢铁期间，綦江为解决炼铁所需煤炭而开办青年煤矿。这个煤矿煤质很好，含硫量很低，特别是含磷量少，适合高端钢材的冶炼。为便于运输，綦江还专为该矿修建了一条连接川湘公路的运输专线。作为綦江主要的能源基地，当年的青年煤矿远近闻名。

1960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在四川省委书记闫红彦、省冶金厅长孟东波、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陪同下来到綦江。此次贺龙前来，主要是研究让青年煤矿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其实，从1959年5月下旬开始，贺龙就先后深入四川成都、重庆、西昌等地区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在重庆调研期间，贺龙听到重庆的同志汇报，綦江青年煤矿煤质极好，含硫、含磷量很低，适合于军工冶炼。由此联想到国防建设正需要优质煤炭等物资，才有了这次綦江调研之行。

贺龙一行在綦江县委招待所住下后，重点听取对青年煤矿的情况介绍，广泛听取征求意见。随后，贺龙又到当时的南桐矿区征求意见。途经三江时，还视察了地处三江的重钢四厂。

要将青年煤矿划出去，綦江从心里有些不快。贺龙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从大局出发，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要把好钢用到刀刃上。听了贺龙的讲话，綦江愉快地表示：“坚决服从上级决定。”

为了解决青年煤矿划转后綦江冶炼钢铁所需的煤炭问题，贺龙经与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负责人商定：将重庆市商业部门在南桐矿区境内开办的海孔煤矿，转归綦江管辖。

1960年初，綦江青年煤矿正式划归南桐矿区管理，青年煤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綦江河畔的钓鱼故事

贺龙政务繁忙，在工作之余，既有热爱锻炼的习惯，也有喜欢垂钓的雅性。他在西南局任职期间，经常到綦江桥溪口一带钓鱼。

贺龙钓鱼很有经验，先抛撒鱼食，等到鱼来觅食，然后再将上好钓饵的鱼线轻盈弹出，一会儿就能钓上一条。每次在桥溪口垂钓，都收获不小。

有一次，贺龙头天派人先在桥溪口抛撒鱼食喂起“窝子”，第二天从重庆前来定点垂钓。不料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叫杨老头的打鱼人划船经过这里，发现鱼儿很多，于是撒网捕捉。

贺龙来到这里钓了很久，结果一条也没钓起。这时他看见河对岸有一只小渔船，想问问这个当地人是什么原因。

河对岸的杨老头见钓鱼的人坐着小车而来，又跟随着几个随从人员，知道是一位大首长，急忙将船划了过来。

“今天打到鱼没有？”贺龙问道。杨老头回答说：“今天早上捕到一些鲤鱼。”在得知此处是贺龙喂了“窝子”的地方，结果引来的鱼儿被自己捕走，才知道惹了“大祸”。

贺龙见杨老头紧张的样子，急忙宽慰道：“我只是想问问原因，我向你买一条行吗？”杨老头连忙回答说：“可以的，可以的。”贺龙于是安排警卫员买了一条3斤多重的鲤鱼，用钓钩住鱼嘴，手持钓竿，将鲤鱼甩在河里游了一阵，高兴地喊：“钓着了！钓着了！”这样，算是过了一次钓鱼瘾。

后来杨老头改划过河船，负责接送两岸过客。凡是坐他渡船的陌生客人，都听过他讲述贺龙钓鱼的故事。

图/均为本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