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石壕红军烈士墓，掩于一片茂密翠绿的松柏林中，五位无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每到清明，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清明节，61岁的守墓人赵福乾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司务长可能有名字了。

　　这场跨越88年的革命烽火与正逢盛世演变的林林总总，此时是两代守墓人和三代寻亲者的双向奔赴……

　　清明节前，在历经几次降温后，南方早晚温差最大能达到10℃，看到车窗外不远处的“醴陵”两个字,今年61岁的赵福乾显得格外激动。

　　“司务长，是你吗？”越是临近寻访地，赵福乾越坐立不安，他和父亲守护綦江石壕红军烈士墓30余年，5名无名烈士中，终于有一人即将与亲属“相认”。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红一军团来到綦江石壕，一名红军司务长拿着银元，准备去老百姓家中兑换先前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时，不幸落入贵州盐防军手中。司务长被抓后，盐防军对他施以“搬地均”“灌石灰水”等酷刑。当天晚上，又把他押送到茅坝坪一处名为牛角尖的地方，吊在一棵老桑树上一整夜。第二天,盐防军终于失去了耐心，将他押到茅坝坪杀害。

　　20世纪60年代，原綦江县石壕区羊叉乡政府在司务长牺牲地修建了红军烈士墓。1981年，其遗骸被迁葬于石壕红军烈士墓。2010年11月，红军纪念碑在茅坝坪被修建起来。

　　“司务长叫啥？家乡在哪里？是否有后人？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想弄清楚这3个问题。”赵福乾说，直到今年春节，一个线索打破了茅坝坪的沉寂。

　　2023年春节期间，一名男子到石壕红军烈士墓祭扫，提出一个在墓前放鞭炮的“无理”请求。但紧接着，他的一句话令管理员无比震惊，“这五位烈士中的司务长，就是我的外曾祖父。”

　　该男子是否是司务长的后人？为解开这一谜题，3月22日早上8点，由重庆綦江、贵州桐梓两地的党史专家，綦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綦江区文物管理所、綦江石壕镇的工作人员组成的11人寻访团，向湖南省醴陵市出发。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的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有明确安葬地的仅55.9万名。”石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胜明是此次寻访团的“领队”，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相继施行，綦江以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为抓手，全面开展英雄烈士保护工作，持续做好为烈士寻亲工作，石壕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红军烈士墓等项目修缮开放，王良同志纪念馆等建成开放，重庆红军长征纪念馆加快建设，尊崇英雄烈士、传承英雄精神，日益成为全民共识和社会风尚。

　　同行的綦江区档案馆副馆长陈平介绍，此次寻访有四个目的：找到、考证、搜集、归档。

　　【信件】

　　3月23日早上7点，湖南省醴陵市酒店大堂。刘裕秋、李伏连夫妇连同李伏连妹妹李兰英与寻访团见面了。祖父李泽益是否就是牺牲在石壕的司务长？这是他们一直想弄明白的事儿。

　　刘裕秋握着赵福乾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们找了祖父几十年，而赵福乾为司务长守墓几十年，此时相见，心中感慨万千。

　　刘裕秋对赵福乾说起了尘封已久的一段往事。

　　20世纪90年代末，刘裕秋、李伏连夫妇从事经商，经常往返重庆。一个下雨天，刘裕秋上街买了一份报纸，报上一则关于石壕红军司务长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司务长，20来岁，在长征途中为掩护战友牺牲，这不就是妻子的祖父吗？

　　他们辗转找到写这篇报道的通讯员，成功找到了石壕红军烈士墓。这二十多年里，夫妻俩曾先后4次到石壕红军烈士墓前祭奠司务长。前些年，刘裕秋中风后腿脚不便，就委托儿子刘辉前去扫墓，这才有了寻访的开场。

　　在刘裕秋的带领下，寻访团一行来到湖南省醴陵市沈潭镇柞市村，这里，是李伏连、李兰英姐妹俩的娘家，也是祖父李泽益的故乡。

　　李伏连姐妹几个相继出嫁，父亲李学明也在多年前去世，老家就只剩了弟弟李宗亮一家。

　　祖宅被翻修过，现已是两层小楼，虽然陈设简单，但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此时春分刚过，正好赶上一场春雨，祖宅正对一块水田，雨水落下，泛起了阵阵涟漪。

　　李宗亮拿出一块黑底红字的木质牌匾，中间写着“烈属光荣”四个大字，左上方一行小字“……士李泽益同志纪念”，左下方则分两行写着“沈潭乡人民委员会”“公元一九五八春节”。

　　关于这块牌匾的来源，姐弟几人常听父亲李学明讲，是当年祖父战友易锚给乡政府写信之后，当地乡政府授予的。当时，父亲还领到了一笔几百元的抚恤金。

　　战友易锚先后给家里来过五六封信，其中提到过祖父牺牲前后的一些细节。“遵义会议后，易锚和祖父等醴陵老乡在四川的一个镇上吃了一顿饭，但是过了赤水以后就再没见到祖父了。”刘裕秋回忆道，信中还透露，祖父是负责后勤的，后来为掩护战友牺牲了。

　　如今，大多信件都已遗失，只留下了一封1956年易锚写给李学明的回信，信上写道：“你要了解你父亲的情况，就请你看看写给乡人民委员会的信……”

　　易锚写给沈潭乡人民委员会的那封信，如今也无法找到。李泽益是否就是司务长，还需更多佐证。

　　【论证】

　　3月23日下午，醴陵市烈士陵园，雨一直下着……

　　寻访团被告知，2402名在册的醴陵籍烈士中，沈潭镇203人，李姓123人，却没有找到李泽益的名字。

　　“名录里虽然没有‘李泽益’，但是有个名叫‘李洋益’的烈士，跟寻访团所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醴陵市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杨云志说。

　　随后，在醴陵市烈士陵园陈列馆，寻访团看到墙上展示的醴陵籍革命烈士英名录里，的确有“李洋益”这个名字，而他的家乡地址为“醴陵沈潭乡上公坪村”。

　　“这就是我们老家，我们家以前就属于上公坪村。”李伏连、李兰英姐妹激动地说。

　　3月24日上午9:00，杨云志抱着一大摞材料赶到档案馆，兴奋地宣布自己的新发现。原来，杨云志在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在一九八一年十月由湖南省醴陵县人民政府编的《醴陵县革命烈士英名录》里，印刷有“李泽益”的名字，而名字旁边，有钢笔修改的“李洋益”三个字。此外，李洋益的档案里还有一份1983年的《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情况登记表》，这份登记表上，李洋益直系亲属情况一栏，留的便是刘裕秋岳父李学明的信息。

　　“这就说明，李洋益就是李泽益。”杨云志十分笃定地说。

　　李泽益的烈士身份确认无疑了。那么，他就是牺牲在綦的司务长吗？

　　3月24日，上午10：00，在醴陵市档案馆会议室，一群人围在一起，不及详谈，早已红了眼眶。原来，得知寻访团到醴陵为烈士寻根，易锚后代一行5人，也专程从广州赶到醴陵，帮助提供线索。

　　“这笔迹绝对是我父亲的。”从刘裕秋手里接过那封信，易锚的小儿子易黎明表示，这段时间他一直在整理父亲的自传，对父亲的笔迹非常熟悉。

　　随后，醴陵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醴陵市烈士陵园管理所工作人员、烈士李泽益的后代、李泽益战友易锚的后代以及寻访团一行等20余人围坐在一起，就李泽益是否就是司务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杨云志首先出示了烈士李洋益的相关资料。湖南省革命烈士传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湖南省烈士英名录（第五卷）》第494页有李洋益的信息：（1908～1934）醴陵县沈潭乡上公坪村人，1908年出生，1928年在醴陵县沈潭乡上公坪参加革命。任红一军团特务长，1934年在长征途中作战牺牲。

　　而另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存根》（字第47078）也显示：李洋益，男，1908年出生，籍贯为醴陵县沈潭公社上公坪大队铁罗矿生产队，1928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四年在长征途中作战牺牲。

　　资料中，首先是牺牲地点不明确；其次在綦江牺牲的红军司务长，牺牲时间是1935年1月；当时担任的是司务长，并非特务长。牺牲地点、牺牲时间、担任职务这三个关键点又被抛了出来。

　　“尽管在綦牺牲的司务长跟李泽益烈士的信息看起来并不相符，但我们推断，他俩是同一人的概率非常大。”湖南省株洲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醴陵市档案馆副馆长陈灏说。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陈灏作了解释：

　　“首先，李泽益属于红一军团，经历了红军长征，并且牺牲在长征途中。红军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在此之前的湘江战役牺牲人数较多，但是我们查阅了相关档案，烈士名单里并没有李泽益，而在湖南范围内牺牲的醴陵籍烈士当中，也同样没有李泽益。据此推断，李泽益很可能牺牲在贵州或者重庆，正好就与在綦牺牲的红军司务长的牺牲地点相吻合。”

　　“其次，李泽益牺牲年份是1934年，那时候醴陵普遍采用农历纪年，1934年的腊月，正好就是1935年的1月，与司务长牺牲时间一致。”

　　“再者，李泽益烈士的档案里，登记的是‘特务长’，但研究了这么多年党史，牺牲的醴陵籍烈士里，还从未出现过担任‘特务长’这个职务的，再根据战友易锚当年的描述，说李泽益负责后勤，那么，李泽益可能担任的就是‘司务长’一职。”

　　“李泽益是否就是牺牲在石壕的司务长，如果要做到完全吻合，还需要继续走访知情人，查阅相关党史资料。”陈平表示。

　　临行前，刘裕秋夫妇拉着赵福乾的手，激动地说：“其实我们早已把司务长当成了亲人，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到綦江走一走、看一看，祭奠司务长和其他几位红军烈士，因为红军是我们的亲人。”

　　“李泽益，是你吗？”清明节当天，一场解说完后，赵福乾理了理红军墓前的雀舌黄杨，他希望有一天能在讲解时喊出他的名字。

　　【记者手记】

　　这么多年来，李泽益的家属一直在试图寻找他的下落，而我们綦江，也从未放弃对像红军司务长一样的革命英烈的身份的寻找，通过这样一次双向的奔赴，越来越多有价值的线索，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红军司务长和李泽益是否为同一人，还需要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考证，但无论结果如何，每一位革命英烈都值得我们永远去铭记、去缅怀。

　　文/记者 涂萍 贺玲

　　图/除署名外由记者　邓大伟　尹向宁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