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被尊为真龙天子，再高贵的王公大臣，也只能着爪上只有四趾的蟒袍。因此，民间传说，都喜欢把沾龙的地名，与皇帝的活动关联起来，龙登山亦不例外。虽然，前几期“綦走发现”，已经否定了其因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大夏太祖明玉珍登临而名的说法，但是，龙登山真的与皇帝没有关系吗？那倒未必。

　　大晟南吕编钟，宋廷御赐？

　　民国《江津县志》卷十五《金石》载，“龙登山寺有铜佛三，高约八尺，相传明成化间（1465-1487年）铸造。”接着提行介绍，“宋太祖初，于宋地掘得周宋公成（东周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名成）铸经钟六，以为受命之符，因作《大晟乐》。仍其制，铸编钟十二，其一藏邑人戴登俊家。高周尺（周代的尺度）一尺，围一尺八寸，两旁鼓间左右刻“大晟”“南宫（‘宫’疑为‘吕’之误）”各二字。”

　　不过经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宋史·徽宗本纪》等史志记载，北宋的大晟编钟，却是铸成于赵匡胤驾崩129年后的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铸12套，每套正声、中声各12枚，清声4枚，共336枚，以再现先秦雅乐。

　　二十二年后的“靖康之耻”，这336枚大晟编钟或被掳走，或埋入地下，或随宋廷南迁，因此散失流落，目前仅存30余枚，故宫博物院的大和（避金太宗完颜晟讳，而抹去“大晟”，新刻“大和”）夹钟、辽宁省博物馆的大晟南吕、开封市博物馆的大晟夷则，都是难得的国宝。

　　该志《金石》部分其它条目，都是地点+宝藏+规格等描述。同一大地名又套多个小地名各有藏宝的，是紧随大晟编钟后的“县属崇兴场（龙登寺北约10公里）川主庙明代铁钟……朝阳寺明代云板……又附近玉皇观铁灯杆……”但并没有提行分述。唯有大晟编钟例外，是叙事+宝藏+收藏人+规格等，没有收藏人具体住家小地名，其前地址只有龙登山寺。但在龙登山附近的津、綦一带，戴姓属于旺族，西约10公里亦有一戴家祠堂。又因古人书写习惯，文中如果涉及皇帝名号或圣、旨等特殊字词，即使该句并没有结束，一般会提行另书。崇兴场后一条，地点是“黄泥场附近金紫沟古庙颓垣中钟一……”亦在龙登山西不远处。据上综合判断，大晟编钟收藏人住在龙登山附近的可能性最大。

　　龙登山附近能拥有其中一枚宋廷乐府重器，可能也是宋廷南迁后的御赐。只是不知道，是否还留存于世。也许，这可能也是明万历《四川总志》起，有关江津的方志，开始附会“宋太祖潜时常登龙登山”的依据之一。

　　敕赐禅居古寺，源自唐代

　　南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南平军》载，“龙登山……上有禅居寺，在唐为灵岩寺。”把龙登山的历史，提前到了距今至少1017年的大唐时代。

　　但文化服务志愿者们遍查明清时期的《四川总志》《四川通志》及《江津县志》，龙登山上仅有龙登寺、千佛岩两处寺观记载，并无禅居寺、灵岩寺。

　　清乾隆《江津县志》卷之二《古迹》载，“巨蠏泉（详见上期‘綦走发现’‘祈雨巨蟹古泉，大旱薄收’部分），一在石佛寺后，一在禅居寺前。”没有明确禅居寺的位置。民国《江津县志》卷一《名胜》中又明确“巨蠏泉，在骆騋山禅居寺。”龙登山与骆騋山，相距约二十公里，都属于江津东南方向名山，想来不会记错。难道是《舆地纪胜》有误？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牛英彬在《2021年重庆石窟寺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中介绍，“江津龙登山发现较多唐宋时期摩崖瘗（yì）龛、摩崖瘗塔，这类遗存在川渝地区石窟寺中较为少见，对研究僧人瘗埋制度及石窟寺的功能分区有重要价值。”通过考古发掘把龙登山的历史明确到唐宋时期。

　　在2024年3月10日的实地发掘中，文化服务志愿者们自然不会放过专业考证的重磅遗存。“綦走发现”团队是“大众考古”，仅从形制看不出门道。幸好在多块摩崖题刻中辨认出“熙宁四年（1071年）”“熙宁五年”“隆兴二年（1164年）”“乾道元年（1165年）”“乾道九祀（1173年）”“淳熙元年（1174年）”，以及“乾道九祀”之前的“庚子年（1120年，即北宋徽宗宣和二年）”共七个宋代年号，可窥龙登山在两宋时期佛寺香火之旺盛。

　　其中一块摩崖题刻碑在一窟摩崖佛龛下方，离地约1.5米高的石壁上，高54厘米、宽45厘米，是约100字的《释迦弥》。其中从“僧从政，昔者发心伏为出家，和尚前生父母，四恩三友，自捨■仟钱镌造释迦佛、阿难迦叶一龛，永为供养，祈乞法躰延远，寿算遐长，永镇千春，四躰宁律”数句，可知从政和尚出生佛教徒家庭，其俗家父母还在此施有功德留下石窟佛像。用心敬瞻，不同妆容、不同姿态、不同器仗，有站有坐、有仰头有躬身、有大笑有深忧、有安详有无措……仔细数来，共刻有108座，其中欲界、色界、无色界佛像各36、31、31座，十缠众生像10座。将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欲有、色有、无色有（义同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佛教“四恩三有（友，通‘有’）”，佛与人相生相伴，和谐共处，一切众生平等理念在方寸之间展现出来。

　　“勅（chì，同‘敕’）赐禅居寺僧从政……时以熙宁五年六月十五日，勅赐禅居寺僧从政亡过。”《释迦弥》首尾两句，不但证实了《舆地纪胜》记载禅居寺在龙登山的真实性和民国《江津县志》将“禅居寺”定位在骆騋山的失误，还表明了曾受到皇家敕赐的高贵身份。至于是唐皇还是宋帝的敕封，还需继续考证。据了解，包括綦江在内的渝南黔北地区，另外只有扶欢镇崇恩寺，最迟在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享受过皇恩赏赐。

　　禅居寺僧从政，谁受敕赐？

　　在古代，出家为僧需要官方许可证——度牒，而宋代取得度牒只有三种途径：一是试经，规定念经（背诵）百纸或读经五百纸合格，保障僧侣佛学质量。二是恩度，即朝廷恩准和德行考量的免试，但只针对有敕额寺院的童行（是指发心求道，进入寺院为沙门而尚未剃度之幼童、少年，前者称童子，后者称行者，合称童行），数量极少。如北宋诗人赵鼎臣《竹隐畸士集》载，赵州（今河北赵县）大禹寺“今来欲乞朝廷详酌，依崇宁二年（110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挥，特赐本寺一敕额，岁许度僧一人。”三是进纳，北宋中叶开始，童行欲披剃者可以用钱购买度牒。有观点认为，摩崖碑刻《释迦弥》中的从政和尚可能属于第二种情况，即该碑文中“敕赐”对象是从政和尚。

　　对此，文化服务志愿者们看法不同，认为受到“敕赐”的是禅居寺。一是“恩度”是出家的一种方式，“敕赐”是皇帝的赏赐，意思完全不同。如果从政和尚仅是恩度出家，是不能冠以“敕赐”的。二是如果“敕赐”的是从政和尚，碑刻原句顺序应为“禅居寺敕赐僧从政”，而不是现在的“敕赐禅居寺僧从政”。

　　既然龙登山禅居寺在北宋就曾受到皇帝的赏赐，宋廷南迁后，大量官员、文人随之深入西南腹地，禅居寺又能得到朝廷更多关注，是符合人情世故的，所以《舆地纪胜》会给予记载，前面介绍的大晟南吕编钟，是在南宋流入龙登山的可能性再次增大。

　　（未完待续）

　　文图/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