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7日至5月22日，本报“綦走发现”专栏连续五期，以綦江、江津交界的龙登山为研究对象。这座山上有五通明确纪年的题记，这些题记虽然无关名家，不涉朝政国事，却是距今八九百年前，以今綦江南部东溪赶水交界一带为中心，涵盖渝南黔北地区的，南平军历史文化的一个切入点。经联系“綦走发现”主笔杨友钱先生，索要这些摩崖题记的高清原图，一同仔细揣摩，探讨词句信息，斗胆抛砖分享，以表共鸣。

罕见的从左到右大横排

龙登山现存两座摩崖瘗塔中，较低处的一座底部，一眼就看到“大熙宁肆年造记”的摩崖题刻。寥寥数字开宗明义，告诉后人该塔于1071年、北宋仁宗时期建成，距今954年。任何一位金石爱好者，都会激动地睁大眼睛，恨不得再找出几句来。特别是伸手即可抚摸的高度，有缘人颤颤抖抖摩挲过去，总想一个字可以掰出两个来。哪晓得近千年前的古人，同样晓得吊我们的胃口，刚架墨就杀了角，让原本等待找到他高谈阔论记录的愿望瞬间就落了空。

不过，这七个字虽少，但却是从左到右横排书写，一气呵成，与当今无异。

近代及以前，汉字主流都是从右到左的竖书方式。即便如都江堰青城山“天下第五名山”、綦江凤冠山“綦风士气”等大字题刻，或“胡考之休”等坊表、“义门世家”等门庭匾额，或众多功德碑顶部的“永垂万古”“同结善缘”，虽然也看似一个横排，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受制于书写本体及载体的大小，只能按一字一列的特殊竖式书刻。这可以从东溪节孝总坊中门横梁10列文字“大清/光绪/十七/年辛/卯八/月诰/职陈/时若/时宜/谨竖”，可以类推。其实是文字较多需要分成两排时，就会回到从右到左的竖列排版。

经向杨友钱先生了解，在“綦走发现”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过近代及以前的从左至右竖书特例。比如川黔古道篆塘段的清光绪罗家坟一下联两列，“高峯峻岭马口垭前/砂耸勇左侍右朝”。还有南川区峰岩乡的清同治翰林院孔目牌坊仿卷轴下联四列，“青黄碧/绿山中/不琢文/章”。但再一比对各自竖列上联，“曲案横溪鱼拦桥上/客往来前歌后舞”“泉石烟/霞眼底/天然画/图”，又都是从右至左的竖刻，就明白其是因为传统的对称美学使然。从左至右横书的近代及以前实例，也是因为对称。比如“坤向”“虎踞”“秋尝”是从左至右，相对应的“艮山”“龙蟠”“春祀”则反之为从右至左。这两类都与左起横排书写的尝试无关。

特殊的宗教场境左起笔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琴丽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的《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一文介绍，“早在汉魏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数量有限的从左至右碑刻”“唐代石刻文献左行书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文佛经书写格式的影响”“唐代这一书写格式从宗教逐渐推广到世俗领域，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南传播的轨迹”。而“大熙宁肆年造记”的本体摩崖瘗塔属于宗教性质，与该文观点不谋而合。

《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一文也明确，“只是梵文佛经从左往右横写，而石刻左行绝大部分是从上往下竖写，但也偶有个别石刻采用与梵文佛经完全一致的左行横写格式”。但该文例举的左行书写共258例，涉及佛教碑刻93例、题记与诗文题刻103例、丧葬碑志62例，明确为左起横排的仅有河南洛阳、陕西富平、河北正定、四川广元、浙江绍兴共五地的《张大娘等七人题字》（“张休庆”三字左行）、《严景明等二人题名》（“严景明敬造”五字左行）等11个，且均为局部表现，而非全文。

即便《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例举的，开元十年（722年）刊立的《大卢舍那像龛记》“碑高四尺，广二尺三寸三分，共二十行，行二十八字，左行”。经核实拓片，应是“共二十列，列二十八字”，该碑同样为左起竖刻。由此重新审视该文例举的左起横排11例中“‘几’行左行”，及有可能是“几列左行”的归类错误，更与左起横排无关了。

目前，笔者还未查到全文左起横排书写的近代及以前碑刻案例。由此推判，“大熙宁肆年造记”极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左起横排碑刻首例。此碑刻在龙登山上承北宋，下至民国的十来通纵列文字，从右至左垂柳鱼贯的摩崖石刻群中，独领风骚近千年，体现了南平军地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从根子上说是这一地区民族融合，文化包容思想体现的物化具象。

唯一的敬词巧用年号前

明朝学者朱国祯的《涌幢小品》卷二“国号”条中记载：“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很多人据此得出结论，影视剧中宋及以前的皇帝振臂高呼大汉、大唐、大宋，是自我意识膨胀到自信、自负，而闹出的笑话，来批评编剧不懂历史。

其实不然。经杨友钱先生向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伏羲文化》杂志编辑王文清先生，定居杭州的河南沈丘县政协文史委员李珂珂先生请教，两宋的传国玉玺上刻的就是“大宋受命之宝”“大宋受命中兴之宝”，特别是著名的“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数句可看出，宋代皇帝也自称大宋。

在历代金石中，也有前面冠以“大”的。比如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由翰林学士石中立撰写的《大宋新修西京永安县会圣宫碑铭并序》。

作为时间前的“大”字，《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用在时令、时间或节日前表示强调。”比如大年初一、大夏天、大喜的日子等，都是用在特定的较短时间段前。

但“大熙宁肆年造记”，是在年号时间前加“大”，却绝无仅有。不但历代金石中没有先例，连古文献中也没有类似记录，这是南平军人民在生活中对语言文字的创造性贡献，可以作为对汉语字词使用注解的一个新补充。

时间前定语的创新使用

“熙宁”，出自《尚书》“庶绩咸熙”“万国咸宁”。是宋神宗赵顼的第一个年号，从1068年起始用，至1077年止，共计10年。从字面意思来看，反映了皇帝赵顼追求光明、和乐、安宁的治国理念和文化取向。从实际用途来讲，表达的是一个时间段。本题刻后缀以“肆年”，指向时间更具体。那此题刻在前面冠以的“大”字，也是表达强调之意吗？

回到熙宁四年（1071年），北宋王安石变法已推行两年，青苗法、农田水利条约、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陆续颁布，并改革科举制度。一时间，人民负担大幅减轻，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社会治安持续向好，读书人的发展路径更为广阔，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繁荣景象。渝南黔北地区的百姓对此深有体会，特意在年号前冠以 “大”字，绝非单纯的强调，而是饱含着对时代的由衷敬意与欣喜之情，更是南平军民众在蒸蒸日上的生活中，对美好未来充满期待的生动写照。

在汉武帝创建年号制度以后，直到明朝采用一世一元制，其间的王朝皇帝多数都改元两次以上。最多的武则天，在位21年就有18个年号。北宋127年9位皇帝也有35个年号，仅有仁宗天圣、神宗熙宁两个年号使用至第十年。导致皇帝频繁更改年号的重要原因就是灾难出现，需要更改年号讨个好彩头。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等载，宋神宗第二个年号元丰的出世，是因为熙宁十年的大旱，而“诏议改元”。由此反推，熙宁年间社会秩序还是相对稳定繁荣。

回到本例，南平军地区的民间书者，在“熙宁”年号前创造性地冠以“大”字，既表达比普通的敬意更深一层——特别的敬意，也是向下包容、百花齐放的宋代文化高度发达，在西南腹地的底层体现。（未完待续）

通讯员 王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