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墓与僚非“等号”

由于崖墓在清末民初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时，以岷江流域的溪河两岸为主，留下了川渝特有且墓主族群遇水而安，择水而居，死后也临水而葬的第一印象。有僚学研究者还自称《旧唐书》有“南平僚生产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的记录，进而认定崖墓是僚人前身族群特有的墓葬形式。宋渠州先生通过查阅古籍指出，不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没有“南平僚渔猎”的只言片语，此说缺乏文献依据。

随着发掘深入，大量深山绝壁、浅丘台地等的同期崖墓出现，比如以四五十孔的数量排綦江第一的三角石栏村界碑崖墓群，多达十孔的綦江区文龙街道亭和村七拱嘴崖墓群等，附近连小溪流都没有。与目前僚学研究者的认识大相径庭。宋渠州先生认为，这些崖墓的主人并非靠捕鱼谋生，明摆着就是山林为主的“旱鸭子”，并以宋代四川地区通史著作《蜀鉴》卷四，援引南朝梁李膺于天监七年（509年）前编纂的《益州记》（又名《蜀记》）载，僚人“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如履平地”一句为证，说明僚人的主要生活区域是山地。

《蜀鉴》又载，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成汉皇帝李寿从牂柯引僚入蜀后，“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参居，在这里指不同族群混合居住。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的《太平寰宇记》卷136《渝州》“风俗”载，“大凡蜀人，风俗一同。然，边蛮界乡村有獠户即异也。”两句比对可知，《蜀鉴》中的“土人”即《太平寰宇记》中的“蜀人”，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的文士，对巴郡土人与僚人分辨得很清楚，他们并非同一族群。

《太平寰宇记》卷88《泸州》“风俗”又载，“夷獠则与汉不同……葬之岩穴，刻木为契。”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崖墓就是僚人的墓葬习俗。这明显是对文献的误读。岩穴、岩洞，指的是自然形成的山洞，与《后汉书·冯衍传》载“凿崖石以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的人工开凿崖墓，有着本质的差别。常识判断，崖墓的凿造，必须以铁器的熟练、广泛运用作基础，且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于仍处于刻木记事阶段的僚人而言，他们也并不具备在崖墓中留下文字信息的能力，更何况本系列考证（九）中的汉名。

《太平寰宇记》接着又载，“今渝之山谷中有狼峱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阑。”阁阑，即下层放养动物和堆放杂物，上层住人的干栏式建筑。设想，一个连居住房屋都只是在高大树木间搭建的族群，怎么会有能力和愿望去开凿坚硬的岩石作为自己死后的葬身之所呢？ 因此，渝南黔北地区崖墓的主人，更有可能是当时的巴郡土人，而非僚人。

综上，将崖墓与僚人混为一谈，并进而将崖墓里的刻画图案认定为僚人生殖崇拜的“男根”图腾变体，无疑是错接本源的牵强附会。

习俗延续到清末

根据《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刊发的，达川区文物管理所马幸辛《川东北历代古墓葬的调查研究》一文介绍，川东北地区崖墓，东汉、两晋、隋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但数量逐代呈断崖式下跌。隋唐有20余座，宋代有16处共81座，元明共30余座，其中巴中市恩阳区九镇乡石洞寺村崖墓题记为“大明成化九年（1473年）十月廿六日”。邻水县高石乡汉口村有清代崖墓5座，其中一座题刻“咸丰元年（1851年）辅修”。

陈应洋先生也向志愿者“搬螃蟹”（网名）提供信息，在寨坝镇灵仙河（綦江支流笋溪河一源）村有一座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崖墓。

从以上可见，渝黔川地区的崖墓，在1500年以上的时间里延绵不绝。綦江的94处汉代崖墓群，虽然均登记为汉至六朝时期，但其中只有个别现存明确的时间题记，其余多数是推测性断代。那些现存无时间题记的崖墓，其题记可能原本刻在墓室封门处，后因盗掘等毁坏封门后无存。因此，极有可能有些现存无时间题记的崖墓，就是清晚期以上至隋唐间的历代遗存。据“綦走发现”团队九年来的田野调查，还有一些崖墓尚未被纳入登记范围，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考古鉴定。

中峰石桅道光后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三峡地方史研究“千古三峡”丛书之《三峡古镇》，试图以“而在桅子上加斗、刻字的风俗则是明清时期才形成的”这一论断，来解释“中峰镇的‘加斗石桅’所刻文字多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至今仍清晰可见”。貌似想告诉我们，中峰灵应岩的石桅子大多没有题记，没有明代及以前的时间款识，是正常的。换句话说，这里现存石桅子中那些没有题记的，可能就有汉晋唐元明时期的遗物。

对此，志愿者们并不敢苟同。题刻留记、千古扬名的传统，早在远古的甲骨文与金文时期就已存在。正如本系列考证（一）列举的，綦江地区也有东汉以来的众多石刻文字留存，石桅子为何会成为这一传统的“盲区”呢？

结合本系列考证（一）（七）（八）和上节所述的渝、川、黔地区崖墓年代信息，也可推测：中峰灵应岩的石桅子如果真有明代及以前至东汉时期的遗物，按理应该会留下偶见的题记。

即使考虑到众多没有题刻时间的石桅子可能存在比清咸丰年间更早的情况，但其最早出现时间，也不会比目前发现的“咸丰六年”这一题刻早很多年。

假设其出现时间最早在清道光以前的嘉庆、乾隆时期，那么从那时到咸丰六年的三五几十甚至上百年间里，完全没有出现一处偶见的时间题记，这在打下深刻忠君思想烙印的封建社会是难以想象的——皇帝都换了好几任，都没人想到在石桅子上留痕？即使从概率上讲，三五十年的间隔，总该出现一个时间题记吧？ 因此，此处石桅子的最早出现时间，其上限大概率就在比咸丰稍早的道光年间，距今顶多200年左右。与僚人的生活时代，相去甚远。这长达近千年的代际间隔，又没有过渡“介质”传承，某些研究者认为的綦江石桅子是僚人生殖崇拜“男根”遗俗，就无从谈起。（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