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长期关注“綦走发现”栏目的读者潘德全先生告知笔者，中峰镇灵应岩石桅子群上方的古庙，在土地改革后成为农户居所，其墙壁内镶嵌着一块古碑，他曾亲眼见过，只是具体内容已记不清，这块碑或许藏有本系列考证所需的证据。

志愿者们对此十分惊讶，要知道各路专家对灵应岩石桅子的研究已持续二十多年，若真有此碑，为何从未见他们剖析过？

笔者当即委托朋友查找档案，仅找到“寺院碑记尚存”一句记载，既无碑文介绍，也无照片佐证。如此重要的线索，专家们怎会忽略？为弄清真相，志愿者们当即决定前往考证，期望能在碑文中找到铁证。

两天后，志愿者们推开灵应岩庙原农家那扇尘封已久的木门，只见右前方离地约1.5米高的土墙上，一个长方形凹框赫然眼前。向下查看，一块大理石碑靠在墙角，且已断成两截，下部陷进土坑，给拍照、阅读带来诸多不便。志愿者“旗手”年轻力壮，带头与众人合力将两截断碑移到坑外。

经测量，该碑高厘1米、宽1.75米，现滚落地面断为两段。碑文共48列，每列满书28字，分为两部分：右侧是《重修灵应岩碑序》，左侧是《题重修灵应岩碑记》，刻碑时间为“同治七年（1868年）岁次戊辰嘉平月（十二月）下浣”。

綦江并无李翰林

该碑左右两文的作者分别为“诰封修职郎国子监典簿加一级，信士刘玉辉沐手敬书”“诰封承德郎翰林院编修加四级李耀春，命子廪膳生典三沐手”。

对比两文题目可知，左文的“题”字有应和之意，即李耀春的左文是对刘玉辉右文的有感而发。

依据清代科举制度，一甲进士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历练，其中状元授编撰，榜眼、探花授编修，成为“储相”培养对象；其他进士需再参加考试，仅有前五分之一能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散馆考试中，也只有极少数优秀者可留任翰林。那么，碑左文作者李耀春是否真有这般显赫身份？

经查阅《綦江县志》《四川綦江县续志》发现，綦江籍翰林只有三人：一是嘉庆七年（1802年）恩科进士陈铭（详见本报2022年3月30日考证《綦江第一翰林——陈铭》）；二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恩科进士陈洪猷（详见本报2022年6月8日、15日考证《181年前的四川“魁首”花落綦江》《改头换面的綦江翰林牌坊》）；三是同治七年程泽霈。明、清两代均无李姓进士。清代举人也只有咸丰二年（1852年）李英万，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文澜。这位“翰林院编修”难道是个拉大旗作虎皮的冒牌货？

李耀春乃江津人

正当志愿者们百思不得其解时，全国“文津”学术群的网友李珂珂先生及时提供了光绪《江津县志》。按照他的指点翻开卷十《封赠》《进士》篇，记载有“李耀春，以子品三贵。勅封儒林郎，晋封承德郎”，“李珵，岁贡生，以孙品三贵，貤封承德郎”，李林春、李元春“以侄品三贵，貤封文林郎”，“李品三，（道光）丁未（1847年），翰林院编修”等内容。再查阅道光丁未科殿试榜单，李品三为二甲第35名，紧随其后的第36名便是后来名震中外的晚清重臣李鸿章。由此可见，李耀春是“父凭子贵”，就连他的父亲、兄弟也都跟着沾光受封。

那么，綦江这块碑的左文作者李耀春，是否就是江津翰林李品三的父亲呢？

从碑文落款可知，这位作者有个儿子叫李典三，与李品三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两人很可能是兄弟关系。

灵应岩距离津綦交界处的大垭场仅五公里，结合本系列考证（十二）中 “灵应岩下方有江津信众供奉的石桅子”这一信息，可见灵应岩的影响力已向西辐射到五六十公里外的江津白沙等地，因此，江津人来此撰文完全有可能。再仔细研读碑文，其第五列有“愚世居■邑……”一句，“■”字虽模糊，但右半部分可确认为“聿”字。

关于李品三的文献记载虽少，但江津李市镇三角坝社区二组的会龙寺，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李品三曾游学江南省松江府（今上海市），期间帮助灾民渡过难关，高僧丘晏远特地远道来川谢恩，并修建了会龙寺。由此可大致判断，李品三是江津李市一带的人。而李市与灵应岩，恰好都位于从白沙到綦江城区的陆路古道上。

综合以上信息推断，灵应岩古碑中记载的“承德郎李耀春”，必定就是江津翰林李品三的父亲。

双重关系显用心

“文津”学术群的网友、河南省济源市的赵传保先生，又提供了《道光丁未科会试同年齿录》，其中记载：“李品三，原名鎏，字丽生，号昆田，行一，嘉庆甲戌（1814年）五月十四日吉时生，江津县廪生……曾祖升泰，庠生。祖珵，岁贡生。父耀春。”根据长子李品三的出生时间可推算，李耀春最迟出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左右。结合碑文落款时间可知，他撰写碑左文时已是74岁左右的高龄。

尽管李耀春连秀才都没考上，但凭借教子有方，他的私馆从来不愁生源。碑左文中有“姻姪刘天骥从愚游”一句。“从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颜渊》中，“樊迟从游于舞雩（yú）之下”的记载。在古代文献语境中，并非“随同旅游”之意，而多用来描述师生关系。

这里的刘天骥，便是碑右文作者刘玉辉（详见后文分析）。再从《道光丁未科会试同年齿录》可知，李品三的曾祖李开泰娶了龚、刘、萧三位妻子，李耀春的曾祖母，正是刘天骥的高祖姑。重修灵应岩对刘天骥而言是人生中的重要事件，若能找到一位重量级人物为其撰文肯定，即便对方远在天涯海角，他也会尽力邀请。正因有“师生+亲属”这样的双重关系，李耀春这位“诰封翰林”，即便身为江津人，也成了为此撰文的最佳人选。

再看碑左文落款“李耀春命子，廪膳生典三沐手”，“綦走发现”的考证历程中也有类似情况（详见本报2025年5月21日、28日，6月4日《綦江“八景”风物的追溯》系列考证）。当时李耀春已七八十岁高龄，面对门生兼表侄（刘天骥）的撰文期望，或许因精力不济，便选择慎重口述，由秀才儿子李典三代笔记录，足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这也能从侧面看出，碑文记述的真实性与情感的真挚性，为后续的碑文考证提升了信度与效度。

（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