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渝石桅子图腾看綦江僚人遗俗的真伪(十六)

    版次:04    来源:    2025年10月22日

线刻圆球半成品(左)与柱体半成品(右)。

灵应岩地貌。

对中峰石桅子历经九年的田野调查与思考后,笔者越发感觉到,之前的宣传大多因形而猜,不看题刻文字信息,不找古籍文献记录,不与雷同构件比对,局限于綦江而不看他乡,先定结论再编论据,自然难免偏颇。本系列文章的推出,从另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与延伸,内容不一定完全正确,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威仪敦礼非僚俗

至于信众还愿时为何选择立一对石桅子,而非其他?除本系列考证(十一)中“偶然选择石桅子”部分的分析,还有一个现状不容忽视:灵应岩古庙院坝左侧,至今仍留存一根圆雕石桅子残段。

据庙后91岁的冷宗志老人讲述,这里原本是一对石桅子,且带有挂斗,比庙下方的石桅子都要高大许多,只是因天长日久的风化,另一根已倒塌。他听长辈们口口相传,这对石桅子在建庙时便已竖立,但没有题刻文字;庙下方的石桅子,都是在它之后竖立的。

据全国“文津”学术群网友、河南沈丘县政协文史委员李珂珂先生提供的资料显示,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文管所保存的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化镇大王庙竖立旗杆碑记》记载:河北、山东、江苏、北京、山西等地商人与河南清化镇商人共同出资,在大王庙大殿前修建石旗杆。石旗杆,即石桅杆、石桅子,只是各地称呼不同。

该文开篇即强调,立石旗杆是“立威表号”“以之崇禋祀达虔诚”所需,后又反复强调“多蒙神庥庇荫”“其所谓立神威,表神号”。

这个案例地处中原文化核心区,与僚人的活动轨迹完全不重合。显然,在寺庙前竖立石桅子以彰显威仪、敦行礼仪,进而崇祀许愿的传统,与僚人习俗毫不相干。

可见,中峰灵应岩在建庙时竖立带挂斗的石桅子以表威仪敦礼后,信众跟风竖立或凿刻石桅子来崇祀许愿,这是中原文明传播而来的习俗,并非受僚人生殖崇拜遗俗的影响。

如出一辙野鸭滩

灵应岩下的清溪河,因河水“凹岸侵蚀,凸岸堆积”的原理,形成了U型河道。然而近年有研究者称,这条河道自古以来就叫“阴阳合”“桅子岗”,还认为石桅子所代表的男根生殖崇拜,是僚人受此自然景观影响、感知神秘力量后形成的。志愿者们则认为,此类河道在地球上比比皆是,在綦江境内也并不罕见,如清溪河永新大兴寺段、通惠河文龙小学段、綦江河篆塘铁马半岛段等。将河流中常见的曲湾地理现象解读为“男女交合奇观”,并以此研究民俗学术,只能说想象力过于丰富。

“灵应岩下边的清溪河上曾有座石板平桥(筑坝拦河修建马颈水库后被淹没),我们都叫它高桥。河对岸的那段长坡叫碾长岗,根本没听说过‘阴阳合’‘桅子岗’,这些明显是近年来编造的。碾长岗上虽然立有石桅子,但数量很少,只有零星几根。”冷宗志老人接着说,“‘野鸭滩的石桅子,过垇;灵应岩的石桅子,过河’,这是我从小就听过的顺口溜,但我不知道野鸭滩在哪里。”

“綦走发现”粉丝池祥绪称,野鸭滩位于永新镇双合村,距离灵应岩约15公里。据该村党支部书记牟万波介绍,“野鸭滩”是个大地名,其涵盖的石柱屋基、旧屋基等相邻山垇上,都有一片坟山,部分墓前立有石桅子,如今仅存两根带挂斗的和一根不带挂斗的石桅子。

可见,这两句相连的歇后语,仅体现了石桅子的布局,既不表示数量特别多,更与“男女交合”无关。它能在灵应岩流传上百年,说明在当地百姓的认知里,灵应岩的石桅子与墓前的石桅子同宗同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石桅子习俗与僚人文化中的生殖崇拜遗俗无关。

多处空白不够“旺”

“快看,这两对高矮胖瘦都一致、还紧挨在一起的石桅子,右边一对刻于同治八年(1869年),左边一对却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在某医药杂志社担任编辑的刘萍女士,指着江津信众留下的石桅子(详见本系列考证十二“商旅传播到江津”部分)惊喜地说道,“它们相隔整整5年,却能并排紧挨在一起,说明在灵应岩立石桅子的人,可能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多。否则,同治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石桅子,应该会‘见缝插针’地刻在这里。”不过事实上,灵应岩的石桅子中,其他石壁上确有同治九年的石桅子。这说明直到同治后期,灵应岩的石桅子数量仍不多,信众在同治九年新刻石桅子时,有足够的空白石壁可供选择。

“还有,你们看这块岩石的上部,右边两对石桅子与左边两对石桅子之间,有一处较宽的空位,而且石面很平整,位置又醒目,明明是凿刻石桅子的好地方。”第一次到灵应岩的刘萍女士兴致不减,目光所及皆能发现问题,且带着编辑职业的审慎,总忍不住探究背后的原因,“这就像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突然出现一片未开发的空地一样神奇,这里面肯定有原因。”原本已对灵应岩石桅子感到倦怠的志愿者们,在刘萍女士的提示下又发现了多处类似的“夹心”空白。再联想到此前发现的一处情况,古庙左下方临近永新方向的转角处,几十米长的石壁本是凿刻石桅子的绝佳载体,却完全未被利用。由此可见,灵应岩“立桅民俗”,并非近年宣传中所说的“当地人曾趋之若鹜”。这进一步印证了本系列(十四)的考证结论——现存可考的灵应岩摩崖及圆雕类石桅子总数不足500对(约1000根),且部分存在重复统计的可能。

若将这一数量分摊到从道光十五年(1835年)至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的114年间,平均每年不足5对。如此便更不能得出“当地石桅子祈愿民俗是民众的不二选择、具有普遍影响力”,或“这一民俗曾数百年长期持续”的结论。

没落留下半成品

细心的志愿者还发现,灵应岩古庙左下方那片凿刻着几十根石桅子的大石壁中,最左侧四根形制完全相同的石桅子,明显是棱角分明的长方体柱,顶部并无圆球。

刘萍女士进一步观察发现,前文提到的“中间有较宽空位”的那面石壁上,右边两对石桅子的顶部圆球,仅浅浅勾勒出一个不规则的圆,与下方深刻的柱状形成强烈反差。

志愿者们怀疑,以上这些都只能算作石桅子的毛坯,即未完工的半成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类似如今墓牌石的买卖模式:匠人在空闲时先打好石桅子的雏形,等有信众需要时,再进行细节打磨并交付。

或许是在清宣统(1909-1912年)以后,或因从业人员影响力不足,或因乱世中百姓自顾不暇,灵应岩的香火逐渐沉寂,这几对石桅子始终没能等到“主人”,最终成了“半拉子工程”。除此之外,是否另有可能,如信众病体刚有好转,便迫不及待凿刻石桅子还愿,可随后病情突然恶化,于是便不愿再继续完成凿刻,不得而知。

(未完待续)

文图/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