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研究丛书之《三峡古镇》第六章《中峰：中国性文化的活化石》一文，将中峰镇新庄村郑家屋基七孔子崖墓群中穴口的两处浮雕，视为“男根”变形，作为相邻石桅子属于僚人生殖崇拜遗俗的文物证据。为此，本系列考证（六）至（十），以近邻贵州习水和远亲四川地区崖墓的类似浮雕或线刻画等为据综合判断，这只是“汉阙”在崖墓中的表现形式，与僚人习俗无关。从而引来了更多历史文物古迹研究者、爱好者们对川渝崖墓具有域外特征的他处爆料。“綦走发现”志愿者们紧急追访，找到更多实证，印证了以上结论。

宫阙飞鱼作了土

江津区柏林镇沙河村长沟崖墓群，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赵晓东主任希望我们去“打前站”，为日后的探访收集前期资料。

该崖墓群位于中峰镇南约25公里、郭扶镇西南约20公里的黄家湾，地处重庆綦江、江津与贵州习水两省（市）三区（县）交界的犬牙交错区域。这一带在地理空间上更接近綦江，风土人情与綦江不分彼此；直到近现代，当地人重要采买等经济活动仍依赖綦江。尤其在汉代，这片区域实为一体，并无如今的政区分割，因此该崖墓群是研究綦江崖墓不可忽略的重要参考案例。且崖墓群中每一孔崖墓都有年代题，相比其他地方崖墓群“题记无存”或“仅个别有题记”的情况，其研究价值更为突出。

志愿者们于9月21日赶赴现场，在王祯祥大哥的开路协助下，采集到如下信息：

首先看到的第一孔崖墓，墓门右侧题记呈单列，内容为“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二月廿七日谢王四”；墓门为三层门框，宽210厘米、长230厘米、高150 厘米。墓门外门顶之上，有线刻“双阙宫门外”的透视图案。仅从“重檐双阙”的结构与刻工来看，该图案与本系列（七）中列举的“郭扶镇花耳崖脚下的习水县坭坝乡紫云河崖墓”“打通镇荣华村相邻的三岔河镇岩上组M5号崖墓”几乎雷同。与中峰浮雕“汉阙”相比，此图案虽刻画工艺稍逊，但因中间多了一座宫门，整体意境更优。这样的“汉阙”，无论如何联想，都不可能与僚人“男根”相关联。

墓内积土填满半窟，所幸仍能看到后壁顶部有一条长约40厘米的浅浮雕鱼：尾翅张开有力，鱼肚上挺成弯拱，鱼身修长，飞鱼上跳的动感不亚于生龙活虎。王祯祥解释，1998年8月7日的特大暴雨导致泥流涌入墓内，几乎将墓穴完全充盈；为避免飞鱼浮雕就此掩埋，他花了一整天时间清淘积土，这场景，正应了“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感慨。

马背上的“十”字轮

延熹二年崖墓墓门左侧石壁上，还有简笔涂鸦式的线刻图案：最上方是面庞夸张的人头像，由耸立的高帽、招风的飞耳与高挺的鼻梁构成；其人头像广额宽颐，造型威严，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5号坑出土的黄金面具颇为神似。头像下方是十字架图案，再往下是一匹姿态悠闲的马；左侧还刻有一些模糊难辨的文字。相较中峰“汉阙”崖墓，此崖墓的图案与文字信息更为丰富。

不过，有研究者将“十字架”视作“莲花”，“綦走发现”的志愿者们对此并不认同。原因如下：最简约的单瓣莲花也有5至10片花瓣，重瓣莲花则多为15至30片；从该图案的基本结构来看，即便将“十字架”的四端视为花瓣，其形态与“呈螺旋线排列、层层包裹的莲花瓣”也判若鸿沟，无论从写意还是写实角度，该图案都无莲花特征。古代中国虽有“十字莲花”图案，但它是东正教支派“景教”的标志性符号（景教于唐代传入中国），由“顶端十字架+下方莲花托台”组合而成，与该崖墓图案完全不同，且年代也不相符。

该图案的内部结构为“中间十字线条+四端线顶圆环转轮”，外侧沿内部图案勾勒，四方呈尖顶状，可视为汉墓中常见“十字穿环纹”的变体。其中，“转轮”的“环”是玉璧的写意，汉代人认为玉能防止尸体腐败、聚拢灵魂，甚至具有促使死者复活的功能；而“十字”结构中，垂直线代表“天地”，水平线象征“阴阳”，再加上“圆环”，即寓意“天圆地方”。整体图案传递出汉代綦江地区先民对生命的执著信仰。

“十字轮回”图案下方，线刻着一匹马，且“十字”恰好位于马背正上方。结合来看，“十字”成为“运行框架”，随着马匹悠闲前进，“十字”仿佛迎风呈顺时针循环转动，让“十字轮回”充满动感。若再将“人头像、十字、马匹”三幅分散的图案置于同一空间整体考量，便能看出汉代綦江地区先民的核心信仰：他们信奉生命轮回、灵魂不灭，认为万物在阴阳对立中循环生成，而这一信仰正是他们实现终极追求的路径。

措词“拜文”开教化

转角向前，另一层岩壁上还有两孔崖墓。最外侧的一孔为两层门框，宽210厘米、进深60厘米、高72厘米，两列题记为“延熹三年/八月二十日拜文”，仅比前一孔崖墓（延熹二年）晚一年，风格却迥异。内侧的一孔为单列题记，内容为“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十二月廿四日李画”，是27年后开凿的崖墓，形制则与第一孔崖墓几无二致：三层门框，宽147厘米、进深215厘米、高120厘米。

其中，“拜文”意为“带着敬意书写”；“李画”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指人名，二是指 “姓李的匠师谋划或书写”。

这三孔崖墓从外观来看，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形制：

1.延熹三年崖墓：长方体平顶横向墓穴；

2.延熹二年、中平四年崖墓：开口宽度小于进深的竖进拱顶墓穴。

显然，前者的开凿难度远低于后两者，前者开口宽度是进深的3.5 倍，而后两者为“开口宽度小于进深的拱形顶”，开凿难度呈几何级增长。

这种形制差异是否由“墓主族群不同”导致？答案应是否定的：延熹三年崖墓的开凿时间介于另外两孔之间，在延熹二年至中平四年的28年间，当地不可能出现“族群反复更替”的情况。“綦走发现”的志愿者们推测，形制差异更可能与墓主财力厚薄相关，而非族群习俗不同。无独有偶，横山镇施家山崖墓群中也有一孔“长方体平顶横向墓穴”，在另外十六孔“小开口竖进拱顶墓穴”中显得格外突出，这一案例也印证了上述推测。

此外，曾有报道称“当地人在墓穴下方拾到过汉代五铢钱”，王祯祥对此予以否认。他表示，当地确实发现过“方孔圆形”的钱币，但这些钱币并非“篆书五铢”，而是“某某通宝”；而“通宝”作为钱币名称，始于唐代的“开元通宝”，这一特征直接否定了“钱币为汉代崖墓陪葬品”的说法。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编撰的《太平寰宇记》记载，直到北宋初年，今四川、贵州交界一带的僚人仍处于“刻木为契”“视木叶以别四时”的低级发展阶段。而长沟崖墓无论“宫阙图案”“文字题记”，还是“拜文” 这类带有中原礼仪色彩的措词，都充满中原文化痕迹。显然，这样的崖墓不可能是僚人族群的丧葬遗存。（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