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文章前两期，对石角镇溶岩村石梯岩崖墓群的不可移动石棺、高浮雕歌舞图进行了详细解读，但对墓内的高浮雕马刻画的出现，尚未得出合理答案。本期将尝试结合川渝地区其他崖墓的刻画与题记，寻找突破口。

疑是古人生圹墓

石梯岩崖墓右穴的高浮雕马刻画，既然并非升仙法器或生产工具，便存在另一种可能——作为军队的战马。当然，拥有战马的群体中，除骑兵部队外，仅步兵里军阶较高者才有可能配备。渝南黔北地区并无骑兵部队驻扎，难道墓主是驻守当地军队中的较高级别军官？

《汉书·高祖纪》载：“士卒从军死，为槥（huì）。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槥”即简陋的小棺材。显然，军人崇尚“马革裹尸还”，即便战死，遗体也需送归故乡。若战事紧急，推测也会选择就地掩埋。

开凿崖墓并非“人多众志成城”即可一蹴而就的集体工程，受局促作业空间限制，一孔崖墓仅需一人开凿便足够，人多反而碍事，这必然导致工期不短。即便使用如今的高硬度铁錾子、铁楔子，在缺乏电动工具的情况下，开凿一孔崖墓的工期估算也需上月。

回溯至汉代，当时铁器的硬度远低于现在，开凿崖墓的耗时必然更长。而军队处于随时转移的运动作战状态，显然不可能“大动干戈”耗费较长时间为战死者开凿崖墓以示缅怀。

即便处于当时的和平时期，自然死亡的军官若定居驻地、尸体无需返乡，因崖墓开凿耗时过长，也不会选择这种安葬方式。

既然有组织的军队都不可能为有功兵士临时开凿崖墓，那么作为普通社会个体，可能性便更小了。

综上，该崖墓大概率是预修的“生圹”，即人在世时预先开凿的墓穴。

生圹铁证“石门关”

据《成都考古发现》（2002年）收录的《成都市新都区互助村、凉水村崖墓发掘简报》介绍：2002年初，在抢救性发掘成都市新都区三河镇廖家坡东汉崖墓群的M3号墓时，还出土了一扇带题刻的石门。石门右扇的背面刻有74字，上端有竖向隶书“石门关”3字；正文刻于高101厘米、宽65厘米的方框内，5列共55字：

惟自旧忯，段本东州。祖考徕/西，乃徙于濨。因处广汉，造/墓定基。魂零不宁，于斯革之。/永建三年（128年）八月，段仲孟造此/万岁之宅。刻勒石门，以示子孙。

正文右侧框线外竖刻1列16字，内容为：

段仲孟年八十一，以永和三年（138年）八月物故。

从拓片观察以上三处文字的布局可知，“石门关”及框内55字应为该墓营造竣工、封墓时所留；框外16字则是10年后段仲孟亡故安葬时，由后人补刻。这一发现可印证“崖墓应为预修生圹”的判断。

崖墓主人非“土著”

从段仲孟71岁造墓的时间线来看，其祖父、父亲显然早已去世。两汉丧葬礼制强调不忘其本”，要求五服内的子孙需从父、祖的宗法秩序。

根据《发掘简报》记载，段仲孟开凿的M3墓分为四室，各室情况如下：

前室：面积约11平方米，西南部放置一陶棺；

中室：面积约8平方米，内置一陶棺；

后室：面积约6平方米；

侧室：位于前室西部，面积约56平方米，又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后部放置一画像石棺，前部有残破陶棺。

四室中后室高度最高，进入后一室得通过前一室甬道，且从前往后，墓室底部依次抬高0.12米；侧室底部比前室高0.2米。

结合秦汉以来“聚族而葬”的习俗、小家庭“同墓异穴”的葬制（尊长的墓室位于后方、中间或较高处），以及段仲孟作为该墓营建者的身份，再考虑到画像石棺在材质、工艺和艺术价值上均优于陶棺，“綦走发现”志愿者们推测：后室、中室分别为段仲孟祖父、父亲的安葬处，但属于二次拣骨葬；侧室为段仲孟夫妻的墓室；前室则为其儿子的墓室。

对铭文中关键字词的释义如下：“徕”为古“来”字，本义为“到来”；“濨”为“滋”的异体字，通“孳”，有“滋生、繁殖、勤劳不息”等含义；“零”有“死亡”之意，也可假借为“灵”；“革”意为“改变”。

综上，铭文从第二句开始的大意为：祖父来到西蜀后，辛苦创业、繁衍生息，最终定居广汉。父亲与祖父已去世，遗体无法送归原乡，灵魂漂泊无依，于是我（段仲孟）在此处修墓，以安抚先祖灵魂、祭祀祖先；同时为子孙后代定下这“千秋万载之祖山”，期盼实现“沱水日东流，父子孙曾万万代，皆于此相逢”的愿景。

再细品《石门关》题记，可发现段仲孟的祖辈并非四川土著，原籍为“东州”。据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魏启鹏教授发表于《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的《新都廖家坡东汉崖<石门关>铭刻考释》一文分析，“东州”即汉代的北海国，大致位于今山东青州、潍坊至莱州西部一带。至于段仲孟的宗族渊源，魏启鹏教授认为：题记中借“忯”为“氏”，并提出东州段氏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提出“围魏救赵”战略的齐国谋士段干朋，段仲孟应为其后代。

“綦走发现”与魏启鹏教授的解读存在些许差异：其一，“惟自”实为“自惟”的倒置，意为“自我思索、考虑”；其二，“忯”字的读音与含义：读qí时，有“敬、爱” 之意；读shì时，有“依靠”之意，而“姓氏”并非其常用义项。《石门关》铭文开篇“惟自旧忯”，是段仲孟昭示自身恭谦态度的表述，意为“经我段仲孟深思熟虑，必须尊崇、承袭先祖”，而非直接表达家族来源。

移民原因试探讨

那么，段仲孟的祖父为何会迁徙至蜀地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教授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的《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汉代移民研究——以新都东汉崖墓出土“石门关”题刻为视角》一文提出：“刻文中未见其有因犯罪而被迁徙的记录，与前述两例（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两块东汉石门坊、中江县东汉塔梁子崖墓群中的第三号墓）墓葬死者的先祖情况（因罪受罚的流放性质移民）有所不同，可能属于被迁徙的豪强或自发性移民一类。”对此，“綦走发现”并不认同。

从段仲孟的卒年（永和三年，138年）倒推，其始迁蜀地的祖父，生年应在西汉末年至新朝王莽天凤四年（17年）之间。这位祖父是否有显赫的家世呢？铭文中并未提及。截至段仲孟一代，仅传祖、父、孙三代；若祖辈确有显赫家世，段仲孟不可能不知晓，若知晓，必然会在铭文中骄傲地记载下来。

由此可推断：上溯至段仲孟祖父这一支段氏的始祖（即“鼻祖”），甚至更早的先辈，都并非名人；段仲孟及其父、祖，均不知道有段干朋这位“家门”，因此“段本东州”并非指“东州段氏（望族）”之意；甚至段仲孟的祖父，都不清楚自己父、祖的名讳。

显然，段仲孟的祖父并非因秦汉时期“迁徙豪强以填充巴蜀及西南夷地区”的政策而移民至广汉。

那霍巍教授提到的“自发性移民”是否成立呢？从段仲孟祖父的生年判断，他移民西蜀的时期，正处于王莽篡汉、群雄并起、刘秀建立东汉（定鼎）的两汉之际。彼时的四川已被蜀郡太守公孙述割据，此前还有陇西割据势力隗嚣，在这样的局势下，段仲孟的祖父又怎能突破层层关隘，辗转漂流到局势并不稳定的西蜀呢？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