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6日，志愿者们在“綦走发现”粉丝邓世全的指引下，来到郭扶镇与坭坝乡代表之家所在的渝贵公路桥下游约50米处、两省界河左岸，探掘独立巨石上唯一的崖墓。研究者有的称其为飞龙山紫云河西岸崖墓，有的则称为花耳岩崖墓。

事实上，该界河名为龙洞河，并非紫云河。且两岸还有“花耳岩”“花二岩”两个极易混淆的地名。这座崖墓距离飞龙山、紫云村、花耳岩的车行距离均约5公里，且不在同一条线路上。为避免误导参观研究者，将其称为“渝贵公路桥龙洞河左岸崖墓”更为妥当。

该崖墓的图案十分丰富，在本考证系列第七篇中，已对其洞口外壁的双阙进行过介绍，本期将通过比对其他刻画，试图揭开崖墓的营造信息等内容。

崖墓匠师麦孟京

龙洞河左岸崖墓洞口外壁右侧，刻有一叶扁舟，舟身两端各伸出一块木板。左端伸出的木板明显上翘，应为船头，通过一根牵绳系在右阙右侧的立杆上；右端伸出的部分较平缓，应为船尾，另有一根向前下方倾斜的线条延伸而出，其功能暂不明确。船上刻有倒覆的“W”型双钩纹路，这一纹路代表的可能是飞翔的大鸟。

而这叶扁舟的特别之处，还在于船身与船尾上沿，叠加刻有一个双钩边线的矩形箱体状物品，矩形中心又刻有一个不规则圆点。若整体观察，这组图案又酷似一只向外游动的水鸟——玲珑的鸟头、明亮的鸟睛、细长尖锐的鸟喙、扁长的鸟身、高翘的鸟尾等部位一应俱全，唯独鸟身过长，比例明显失调。

有趣的是，若将该图案判断为小舟，其“头首”方向与判断为水鸟时恰好相反。在这处“似舟似鸟图”的左下方，刻有一尾头朝墓门的肥鱼，鱼鳞等细节的刻画比其他图案更为精致。此外，洞口右上侧、右阙上方，还线刻有一只肥鸟，其背上的翅膀凿刻得较为夸张，朝后上方斜伸展开，展现出强大的飞翔张力。

单独观察龙洞河左岸崖墓的这组图案，难以从中获取营建信息。但在距离此处约60公里的岩上崖墓群M5号墓，已知明确由匠师麦孟京开凿。该墓墓门左右同样设有双阙，墓门右上端，自左向右依次刻有“背上带长长飞羽的肥鸟”“鱼”“似舟似鸟图”，且这些图案的头部均背离墓门——与龙洞河左岸崖墓的图案组合高度相似。

对比两处崖墓的这组组合图案，总体来看雕工都显生涩，艺术观感欠佳。其中，“肥鸟”与“似舟似鸟图”几乎完全雷同，尤其是后者，给人“如出一辙”的感觉。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在《崖上阴宅：习水崖墓调查记》一文中，也作出了“所见者颇为相似”的判断。

按常理推断：若依据相同样图，技艺水平较高的不同刻工，刻出近乎一致的优质作品并不困难；但技艺较差的不同刻工，要刻出“同样粗糙、同样存在缺陷”的作品，可能性却极低。

然而，这两处崖墓的“似舟似鸟图”，不仅轮廓、构件比例基本一致，就连线条细节的“粗糙感”都完全相同，这种巧合十分反常。据此，志愿者们综合判断：这两处崖墓大概率均为匠师麦孟京的作品。

章武三年左右“开”

岩上崖墓群M2号墓门外左侧，有三列隶书题记，内容为：“章武三年七月十日，姚立从曾意/买大父曾孝梁右一门，七十万，毕。知者：廖诚/杜六。葬姚胡及母。”这一题记表明，该崖墓的开凿时间不晚于章武三年（223年）。

需要对题记中的部分字词进行注解：“大父”即祖父；“梁”指“梁堆”，是汉晋时期对古墓葬的俗称；“毕”意为“完结”（此处指交易完成）；“胡”是“父”的误写。

李飞在其文章中，结合岩上崖墓群M4、M5号墓的空间规格（M4宽138厘米、进深77厘米、高90厘米；M5宽115厘米、进深75厘米、高85厘米）分析：如此狭小的空间，难以容纳“仰面直肢葬”；再结合崖墓群的整体布局判断，M4、M5号墓应为曾意的祖父母曾孝夫妇之墓，推测采用的是“二次拣骨葬”；M3号墓则应为曾意父亲或母亲之墓。且这三座墓的开凿时间，均早于M2号墓题记中记载的“章武三年”。

结合前文考证，龙洞河左岸崖墓与岩上崖墓群M5号墓均为匠师麦孟京开凿，再考虑到古代匠人的流动性，目前无法确定这两处崖墓的建造时间孰先孰后，但可以基本断定：其营造时间大致在章武三年前后。

李飞在文中还提到，距离綦江边界约40公里的程寨镇红旗村白村组崖墓群M6号墓，存有“延熙二年（239年）三月廿日”的题记。其中，“章武”是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的年号，“延熙”是蜀汉后主刘禅的年号。这两则题记直接证明：綦江、习水等渝南黔北地区，在蜀汉时期一直处于蜀汉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

“天母女神”新观点

綦江街镇历史文化丛书之《凉都郭扶》，援引了贵州桐梓夜郎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王德埙的观点，并配发龙洞河左岸崖墓图片，提出“綦江崖墓发现僚人遗存‘天母女神’，古夜郎王墓很有可能位于郭扶”的说法。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仡佬族由古代僚人发展演变而来。2020年12月6日，志愿者们曾前往务川县，追踪綦江籍知县张华庭的政声（详见本报2023年11月《“正己化人”张华庭》系列报道），期间了解到：当地如今的文旅地标“九天母石”，被视为仡佬文化的发祥地，洪渡河也被称为“仡佬族的母亲河”。相关传说称，远古时期九天天主派长子“潜祖”下界，在此地被封为“蛮王”，成为仡佬人的祖先；“蛮王仡佬，开荒劈草”的说法，在仡佬族中代代相传。自2009年起，仡佬族同胞都会在此相聚，举行隆重的“祭天朝祖”祭祀活动。

然而，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学者郭津佑，在2019年对务川进行田野调查后撰写的论文《从“石保爷”到“九天母石”——仡佬族生态文化再生产的变迁研究》中，详细揭示了“九天母石”的起源：其原型是2008年之前当地俗称的“石保爷”（即小塘石笋），如今流传的“九天母石传说”，是2009 年左右新创作的内容，且传说中的“九天母石”实际为“男身形象”，本质上属于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新创神话”。关于“石保爷”的民俗现象，本考证系列第十一篇已进行过剖析。

郭津佑在调查中还发现：“仡佬之源”这一说法，最初只是务川县政协在2003年编写相关书籍时“无意间取的书名”，书中并未对这一名称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洪渡河是仡佬族的母亲河”，也仅是贵州省电视台与省摄影家学会为举办相关活动，出于宣传需要提出的说法。更值得注意的是，“祭天朝祖”大典举办初期的几年里，因务川县距离仡佬族核心聚居区较远、当地民族文化特征不突出、民族成分恢复时间较晚等原因，其他24个仡佬族聚居地的代表并不情愿认可这一活动，当地部分仡佬族人也对此颇有微词。

郭津佑在论文中提及：“2008年于黔北地区民间收集到《九天大濮》《濮祖经》二书……据传是用仡佬文字所书写……书中有着‘九天母石，天猿守护’的说法。”但他同时明确指出：“这两本古书的成书时间与书中内容，在学界存在广泛质疑。”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刊发了该校历史系原主任侯绍庄教授的遗作《仡佬文字创造时代质疑》。侯绍庄在文中明确提出三点质疑：其一，“在对如此重大问题进行鉴定时，居然没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相关人员参加”“由仡佬族文字书写而成的《九天大濮史录》《濮祖经》与史实多有出入，其著作人物及时间皆有依附假托之嫌”“这种仡佬族文字产生时代，不会早于清代晚期，将其指认为早于甲骨文的说法，缺乏科学根据”。

由此可见，若用这尊“诞生仅16年”的“九天母石”（及其相关新创传说），去解释距今1800年的川渝黔崖墓（包括綦江崖墓）的刻画对象，显然与传统民俗研究的学术逻辑不符，二者并无学术关联性。（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