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此处为摩崖石窟造像，按常规流程，首先需进行边框定位，即“开山立龛”。完成凿方、确定龛形后，便进入“打胚”环节，剔除非造像部分的岩石，留存方形或长方形的造像石胚。

但在该石窟已定型的边框内，仅在上部保留了一块宽高比例约3:1的石胚用于造像，其尺寸极度袖珍，与整个石窟的体量严重失调，完全不符合工匠基本的美学认知。此外，石窟中部残留的凸起偏向左侧，表面粗糙不平，明显处于需继续凿方的未完工状态，可确定并非预留的造像石胚。

考虑到石窟下部已凿刻平整，从现存中部凸起的位置推测，原本或许计划将其继续凿方至与下部齐平，若此处为造像主体区域，逻辑上尚可成立。如此一来，上部刻意留存的凸起，就可能是为石窟预留的榜题（标注名称、事由的文字）空间。但问题在于，若按此方案，需在下部已凿平的基础上，重新对左、右、下三边进行深度凿刻以打造新石胚，这无疑会平白增加工程量，不符合常规施工逻辑。当然，若当时资金充裕，且为尽可能减缓主体造像的风化速度而追求石窟深度，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另一种更合理的推测是：石窟中下部的岩壁被凿平磨光后，本计划配合左侧崖墓，用于摩崖题刻记事或绘制岩画；而上部特意留存的凸起石胚，则作为碑额（题刻顶部的装饰性区域）或榜题的载体。这一猜想，恰好能解释石窟现有布局的矛盾之处。

崖墓与画相呼应

该烂尾石窟内部上端，那块有意保留的等腰梯形体凸起石胚上，刻有一组线刻岩画，由三部分组成，从左至右依次为人物、大蛙、衔鱼大鸟。

整体来看，这组图案的比例精准，形象生动逼真，可见刻画者具备极强的写实能力，在渝南黔北地区已发现的崖墓线刻画像中，多数工艺粗糙，这样高水平的作品实属难得。

从细节观察：衔鱼大鸟右侧的石胚表面仍有大面积空白，而人物图案左侧则直接抵满石胚边缘，由此可推断，人物图案左侧原本应还有延伸内容，现存的仅是整组岩画的大部分，原刻画内容应更为丰富。可惜的是，石胚左侧已被石窟边框的沟槽破坏，无法考证缺失部分的内容。

那么，石窟中下部的原石壁是否也曾有刻画？答案可从石窟左侧边框外的题记中寻找：此处竖刻有一列文字 “七月七日■作”（“■”为模糊不清的字），字体明显带有民间汉隶的风格。这列题记与左侧成品崖墓墓门外右壁的两列题记，“光和四年（181年）■月七■■多石”“七月”间距约90厘米，显然不属于崖墓本身，而是为该石窟所留。再结合“七月七日■作”首字恰好位于石窟上部石胚下方的布局来看，可进一步推断：石窟中下部的岩壁原本也应刻有内容。

对比这三列题记中的“七”“月”二字，笔法风格高度相似，且时间信息（均含“七月”）相互关联，因此有理由判断，这些题记出自开凿崖墓的同一位普通工匠之手。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石窟上部的这组岩画，大概率是为配套左侧的崖墓而创作的。

死里逃生的刻画

再看“双河塘”这一地名，顾名思义，是因两条小溪在此交汇成塘而得名。沿右侧小溪顺流而下，可通往高青场，乃至更远的贵州、江津等地，是过往行人往返郭扶的古道；背靠山体的方向有小路，是狮子山乡民出入的通道；左侧小溪旁，同样有连接山上村落的路径。此处恰为三条道路的交汇咽喉，不难想象，在公路未通的年代，这里曾是人声鼎沸的热闹之地。

考证至此，志愿者们豁然开朗：双河塘崖墓及右侧的岩画已存在数千年，崖墓的形制清晰可辨，而岩画的线条本身较浅，又被布满岩壁的地衣（藻类与真菌的共生体）覆盖，长期被人忽略。后来，有人因宗教信仰想在此开凿造像，或为记录修桥补路等事欲刻摩崖题刻，恰好选中了这块看似空白的岩壁。幸运的是，工匠在施工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岩画，经有心人叫停，这组作品才得以保留至今，形成了如今的状态。

事实上，在崖墓左侧的右桥头处，确实存有民国辛未年（1931年）开凿的小型摩崖石窟，旁边还立有《塑修大佛菩萨募众信善鸿名》碑，碑文中记录了宋美章、张汉珍、张汉卿等82位村民共同捐资塑佛的功德。

据此可判断：该烂尾石窟的形成时间，也就是岩画险些被破坏的时间，不会晚于1931年。

蚂拐蟾蜍有区别

幸存的局部岩刻画，正中是整体高14cm、宽16cm，肚宽7.4cm、高5.5cm的大蛙。其头部呈椭圆形，双耳外凸如“招风耳”，蛙眼圆鼓明亮，嘴角处隐约可见分叉的舌头；腹部饱满，刻有几道波浪纹，但丝毫不见肥胖笨拙之感；四肢向两侧张开，前肢斜向上高举，后肢呈“W”状弯曲，脚蹼被夸张地刻成近乎正圆形，整体姿态仿佛在欢快起舞。

从蛙类特征来看：体型苗条者多为青蛙（俗称“蚂拐”），体态臃肿者多为蟾蜍。据此判断，岩画中的“大蛙”实为蟾蜍，而非目前宣传中所说的蚂拐。这只蟾蜍采用正面构图，搭配拟人化的“手舞足蹈”画风，造型鲜活可爱，极具感染力。

东汉时期的綦江先民，为何要在崖墓壁上刻画蟾蜍？

在原始先民的认知中，蛙类（含蟾蜍）腹部饱满、产卵量大，形似孕妇，因极强的繁殖能力，很早就成为生殖崇拜的象征。《新华每日电讯》曾刊发《僚人去哪儿了？——探寻中国古代西南神秘族群“僚人”踪迹》一文，援引僚学研究者的观点称：“产卵较多的蚂拐蕴含着僚人多子多福的愿望。”

有观点据此将双河塘岩画中的蟾蜍与僚人的生殖崇拜关联，但需注意：生殖崇拜是原始人类的共性信仰，并非僚人专属，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定其与僚人相关。

尊位蟾蜍是仙身

蛙类还有一个共性特征——冬眠：冬季蛰伏，春季苏醒，这种“死而复生”的特性，在古人眼中极具神秘感，与两汉时期盛行的“长生不老”“升仙”思想高度契合。

《乐府诗集》卷34收录的东汉《相和歌辞·董逃行五解》中记载：“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这里的“虾蟆”，即青蛙与蟾蜍的统称。而更多两汉时期的古籍，则明确将“仙药”与蟾蜍关联，如《抱朴子·仙药》中提到：“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可见在汉代人的认知中，蟾蜍已被视为“不死药”的载体。

在汉画像石中，蟾蜍的“仙者”形象也屡见不鲜：河南南阳市麒麟岗汉墓的画像石中，有蟾蜍口衔仙草的图案；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中，蟾蜍常与玉兔一同在西王母身边“炮制仙药”，这些图像均将蟾蜍与“升仙信仰”紧密绑定。

东汉张衡在《灵宪》中进一步赋予蟾蜍神话色彩：“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讲述嫦娥窃取西王母仙药后飞升至月宫，化身为蟾蜍的故事。此时的蟾蜍，已彻底脱离“凡物”属性，成为“神仙”的象征。而双河塘岩画中的蟾蜍，恰好位于整组图案的正中尊位，其“仙身”身份不言而喻。

结合本考证系列中“渝南黔北地区崖墓与僚人无直接关联”的结论，再辅以崖墓留存的汉字题记、蟾蜍的“仙身”象征等信息，可最终判断：双河塘崖墓的蟾蜍刻画，是东汉时期道教思想盛行背景下，綦江先民“升仙信仰”的体现，与僚人的生殖崇拜并无关联。

（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