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綦走发现”文，先分析了郭扶镇双河塘崖墓右侧的幸存刻画组图，确认其确为崖墓配套所作；再解读组图中居正中尊位的大蛙形象，结合动物特性、汉代文献等，判断其应为具有仙界身份的月宫蟾蜍。本期将聚焦蟾蜍身旁的“鸟衔鱼”图案，辨析其是否与僚人存在关联。

强健欢快衔鱼鸟

组图中居右的“鸟衔鱼”图案面向蟾蜍，高、宽均约17厘米。从双足位置低于蟾蜍来看，其在图案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观察该刻画细节，鸟身各部位特征鲜明突出：大鸟左肢独立支撑，右肢前伸，蹼爪弯曲有力；双翅紧敛贴于身侧，尾羽则劲挺外展，气势十足；长颈向上伸展，颈部螺蛳状环纹似突出的青筋；喙部锋利如铁，正衔住游鱼，连喉端肉垂都做了夸张刻画。从左右肢一高一低的夸张布局推测，大鸟或处于欢快前进的动态中。且图案刻于墓外石壁这一非隐秘场所，整体风格主打“强健”。

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有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此句道出汉代绘画的核心追求之一，反映客观世界的各类生灵与现象。

“鸟衔鱼”本是常见的自然场景，这幅刻画的写实风格尤为突出，让志愿者不禁联想到“台榭空蒙烟柳暗，白鸟衔鱼欲舞”的诗情画意。

从这一角度看，华龙网《文化中国看巴蜀|从远古走来的神秘族群 僚人的前世今生》、新华每日电讯《僚人去哪儿了？——探寻中国古代西南神秘族群“僚人”踪迹》两文中，僚学研究者将这只衔鱼大鸟认作“鱼凫”（即捕鱼的水鸟鸬鹚，俗称“鱼老鸹”），并无不妥。

但两文中，研究者对“鸟衔鱼”图的进一步解读需慎重：他们由“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的自然现象联想到“天地阴阳”，进而推断“鱼凫代表男性，鱼代表女性”“衔鱼象征男女交合”“图案展现僚人生殖崇拜”。这一逻辑存在明显漏洞——难道所有“阴阳”组合图案都象征男女交合？以道教标志“太极阴阳鱼图”为例，显然并非如此，此类推断未免牵强。

比僚人早五千年

若从考古实证追溯“鸟衔鱼”图的起源，目前发现的最早形象见于距今7000年前的陕西宝鸡北首岭彩陶壶，其次是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鹳鱼石斧陶缸，二者均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

彼时，中华文明的国家形态尚未成熟，就连传说中的“炎黄时代”都未到来；而僚人族群的最早记载，见于《三国志》。

《三国志·蜀书十三·张嶷传》载：“平南事讫，牂牁（今贵州大部、云南东南部及广西一部）、兴古（今贵州安龙县及云南广南县、澄江市等地）獠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此事发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233年）。

《三国志·蜀书十一·霍峻传》又载：“时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需注意的是，此事主角为霍峻之子霍弋，发生于蜀汉延熙元年（238年）至景耀六年（263年）间。当前部分研究者将此句视为僚人族群入史的“最早记录”，实则是因《霍峻传》在《蜀书》中排序早于《张嶷传》，且未核实两次“平僚”事件的时间先后，导致误判。

稍晚于《三国志》的西晋张华《博物志》，亦有“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的记载。

但上述史志记录的时间，均晚于新石器时代四五千年。可见，“鸟衔鱼”图作为华夏早期文明的表现形式之一，并非起源于僚人族群；将其作为解读僚人习俗的依据，首先在历史发展阶段上便无法对应。

两汉分布范围广

到了秦汉时期，“鸟衔鱼”及其他“鱼鸟组合”图案更成为主流装饰元素，广泛出现在铜器、瓦当、画像石、画像砖、陶器、玉器等器物上，在全国各地的出土文物中均能见到实例：如陕西省神木县店塔村西汉墓、江苏徐州铜山东汉墓、山东临沂西张官庄汉墓、辽宁大连普兰店姜屯汉墓、四川长宁“七个洞”东汉崖墓M6等。从其分布范围之广可推断，这类图案蕴含的意义，在汉代已被各地先民普遍接受。

而僚人迁入蜀地的时间较晚：西晋永嘉年间（307~311年）始有零星迁入；东晋咸康年间（335~342年），朝廷从牂牁、南中等地强制迁徙僚人十余万户（约58万余人）入蜀，才打破《华阳国志》中“蜀土无僚”的记载；直至成汉政权（347年）瓦解后，僚人才逐渐成为蜀地的重要族群之一，且其活动范围最北仅达今陕西汉中一带。

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已广布全国的“鸟衔鱼”图，与彼时尚未大规模入蜀的僚人族群并无关联。

《山海经》有“胜遇”鸟

《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载：“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或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鹿，见则其国大水。”

这是古典文献中对天国主神西王母形象的最早记载，可见在先秦人的认知里，伴随西王母左右的“护法神”，正是兽“狡”与食鱼鸟“胜遇”。

但随之产生疑问：食鱼的鸟类众多，为何判定汉墓中的衔鱼大鸟是“胜遇”？

再查《山海经》，书中对其他神鸟的特征描述较为具体，却均未强调“食鱼”特性：

章莪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其鸣自叫也，见则其邑有讹火”；

三危之山：“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樂鳥（lè），其名曰‘鸱’”；

翼望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qí tú），服之使人不厌，又可以御凶”；

崦嵫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

基山：“有鸟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尚鳥 侈鳥 ，食之无卧”；

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柜山：“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鸣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

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鸟远不止这些，但唯有“胜遇”明确标注“食鱼”特性。结合两汉时期浓烈的“升仙信仰”背景，可推断汉墓刻画中的“衔鱼鸟”，应为西王母的护法神“胜遇”，而非与僚人相关的象征。

（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