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綦走发现”一文，已确认郭扶镇骑龙村一组沙台崖墓群高浮雕宝塔的佛教属性，证明该崖墓并非僚人族群遗存。本期将循着佛教在本地的传播脉络，进一步巩固这一结论。

綦江造像留史迹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〇载：“铜佛坝……地有金铜像，二佛像徙置报恩寺，三道像置天庆观，相传以为唐明皇所铸。”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素崇佛教。天宝三年（744年）四月，曾敕令两京及天下州郡铸造金铜佛像，分送各地开元寺。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玄宗入蜀，在川滞留两年有余，期间曾为成都僧人英干所建寺院御书“大慈寺”匾额。据此推测，同期在今綦江境内铸造金铜佛像，具备史实合理性。

据史料记载，唐代多位皇帝均重视卢舍那佛像营造。河南龙门石窟通高17.14米的卢舍那大佛，即为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于咸亨三年（672年）共同发起建造。《舆地纪胜》同卷又载：“南州石像颂，南川镇下三里，崖上有石佛像……乃开元十八年（735年）十二月丙戌，中大夫使持节南州诸军事，守南州刺史，上柱国晋昌唐虞景所造卢舍那石像也。”文献所载时间、地点、人物信息清晰明确，史料可信度高。

清《綦江县志》卷之九《古迹》载：“在南关外，石壁丈余，上勒观音大士相，傍书‘吴道子写’。”本报2022年9月14日刊发的《清代复建赶水观音寺的韩氏轶闻》一文考证，此处题刻为明嘉靖年间韩氏入綦始祖韩明宗发现，后由明庠生李凤载入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綦江县志》。

据吴道子相关史料记载：“天宝年间（742—756年），唐玄宗命吴道子乘驿传赴嘉陵江写生”“吴道子晚年，唐玄宗再度命吴道子入蜀作画，于乾元二年（759年）病逝蜀中”。由此可推测，綦江南关外壁的观音大士像，或为吴道子在本地留下的画迹。

铜佛坝在今綦江东溪、赶水两镇交界火车站一带，南川镇、南关均在今綦江城区，分别位于沙台崖墓群以南、以北，步行距离约30公里、25公里。可见綦江地区佛教自东汉传入后，至唐代仍一脉相承、持续发展。

古道传法润黔北

民国《续遵义府志》卷七《古迹二》云：“唐贞观铁磬：按，磬在桐梓城南金靛山寺内，铸有贞观十六年（642年）等字。”这是贵州有文献可考的最早佛寺遗存。2008年《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收录《唐宋元时代贵州佛教述论》一文，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路平认为，金靛山寺兴建时间，早于中原郏城令牛腾谪贬牂牁建安丞并弘扬佛法四十余年，其兴起当与四川佛教影响直接相关。

民国《桐梓县志》卷五《古迹》载：“兴旺寺，在夜里后河坝，相传唐时荣懿县城隍庙在此，后迁白鹭垭，改灵通寺。”唐代荣懿县于贞观十六年设置，表明兴旺寺与金靛山寺属同一时期兴建。后河坝地处桐梓与綦江共场的青羊市桐梓一侧（今已改隶綦江）。

民国《桐梓县志》同卷又载：“燕子崖石刻，在城东六十里，溱七甲崖磴上有供佛，额錾‘玄凤寺’三大字，后有‘乾符元年（874年）’字，不甚显。”王路平论文还提及，今桐梓县元田坝文笔山上“三座寺”，由长寿寺、青都观、瓦庙子串联而成，为唐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平播后所建。

以上黔北诸寺，均地处由綦江入黔的川黔古道沿线，是唐代佛教经綦江传入贵州的重要实证。

华夏文脉贯古今

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唐代包括今綦江在内的渝南黔北地区，生活有被称为“南平僚”的部族。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僚族是当时本地的主体族群。

唐代边疆治理的重要特征，是经制州与羁縻州并行。经制州主要设于内地及开发较早、汉人聚居较多的边疆区域，今綦江所在的渝南黔北地区所置南州、溱州，均属经制州。

《旧唐书》载：“南州，下，武德二年（619年）置……旧领县三，户三千五百八十三，口一万三百六十六”；“溱州，下，贞观十六年置……户八百七十九，口五千四十五”。

可见，即便在两晋之际“僚人入蜀”三百余年后，唐代渝南黔北地区的编户齐民，仍以融入华夏的土著后裔与秦汉以来迁入的中原移民为主，而非当时文明发展相对滞后的僚人族群。本区自汉代纳入王化以来，华夏文脉并未因“僚人入蜀”而中断。

结合前述沙台崖墓浮雕等汉唐佛教遗存亦可推知，当时本地主导族群崇尚华夏文明，其信仰习俗与僚人文化并无关联。

三角纹证非僚俗

进入浮雕佛塔崖墓内部，志愿者首先注意到墓室后壁：在约2.15平方米的尖顶山墙区域内，离地约50厘米的上部，刻有五组纹饰。

第一排为高13厘米的三角形空间，又分三部分：中间正方形区域以七组左上右下平行线与七组右上左下平行线交错，构成网状纹饰；两侧直角三角形区域内，多组不同方向平行线分别组合成三个三角形。

第三排为高9厘米的空间，中间以五条右上左下平行线构成15个全等等腰倒三角；两侧为上宽下窄的直角梯形，左端内部平行线呈右上左下走向，右端为左上右下走向。

第五排为高10厘米的空间，中间为等腰倒三角与正三角相间的连续纹饰，两端为上窄下宽的直角梯形；相邻几何纹样内的平行线走向彼此相反。

考古发现表明，三角纹饰最早可追溯至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故宫博物院所藏彩陶几何纹盆为代表，专家推测其由鱼纹抽象演变而来。此后，距今约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4000年的甘青齐家文化等遗址中，均出现复道三角线纹，其核心特征为平行线与三角形组合，形成节奏感强烈、装饰性突出的二方连续图案。学界一般认为，此类纹样源于早期编织物肌理，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工艺与审美创造的体现。汉墓出土的陶器、织物及瓦当等，亦大量使用三角纹。

沙台崖墓所见纹饰，即为典型的复道三角线纹。其看似处于从属装饰地位，却具有鲜明的审美功能，应是古人审美情趣的直观体现。尽管“綦走发现”志愿者尚无法判定其是否具有原始宗教含义，但结合三角纹自原始社会以来广泛分布于西南以外诸多文化区域的考古实证，可以确定：此类纹饰并非僚人特有习俗。（未完待续）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