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刚

父亲与我们分别，已十七年。这些年来，我无数次想提笔写他，却总在敲下题目后，又默默停下。每写下一个与父亲有关的字，心便隐隐作痛，那些关于他的往事，便一桩桩、一件件浮现眼前，清晰得仿佛他从未远行。

清明又至，柔风裹着思念，将我的思绪拉回童年的乡间。那时的父亲意气风发，常穿一件洗得泛白的中山装，每天天刚亮，就扛着锄头出门劳作。回家吃午饭的路上，阳光洒落，他一路高歌不停。吼一曲《太阳出来喜洋洋》，歌声高亢嘹亮，惊飞了桑树上的麻雀；忽而调子一转，轻哼一段邓丽君的《怎么说》，婉转温柔，偶尔模仿几句女声，格外动听。我总跟在他身后胡乱跟着唱，父亲便笑着揉我的头：“你啊，也是‘皇家乐队’的。”我也跟着笑，一路唱着、闹着，不多时便到了家，母亲做的饭菜恰好上桌。

我总爱听父亲与人交谈，即便只是默默站在一旁，也满心骄傲。父亲虽只念到初中，一生为生计奔波，却有着许多庄稼人少有的通透与智慧，言语间藏着文人般的斯文。与人闲谈，从农事家常到人生道理，他都条理清晰、见解独到。不少村民信任他，遇上难事便来找他商量，他从不推诿，略一思索，便能让人豁然开朗。

年过五十后，父亲渐渐变了。那个爱说爱笑、歌声不断的人，慢慢沉默下来。无论坐在客厅沙发上，还是守在摆摊的摊位旁，他总默默低头坐着，藏着我读不懂的疲惫。我和母亲坐在一旁聊天，他只偶尔插一两句话。我心里总觉不安，他平日身体硬朗，连感冒都极少有，怎么忽然就不爱说话了？是有心事，还是身体不适？后来母亲告诉我，是父亲每日太过辛劳，累得不想多言。

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父亲是真的病了。他时常左侧头疼，却并未放在心上，只当是年纪大了、偶感风寒所致。每次头疼发作，他便冲一包头痛粉应付过去。我和母亲心急如焚，一再劝他去做CT检查，他却次次摆手拒绝：“没啥大毛病，就是感冒罢了。”我们竟真的信了他，这份轻信，最终成了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2009年9月30日晚9点20分，父亲从沙发上起身，到阳台接了一通电话。电话里，我听见他与对方争执得异常激烈。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激动。挂断电话后，他轰然倒地，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医生诊断，是高血压引发的脑干出血。那一刻，我整个人僵在原地——我竟从不知道父亲患有高血压，也从未主动催他测过血压。倘若当初我能坚持让他做一次检查，或许一切都会是另一番模样。

父亲临终时的泪水，至今仍清晰在目。我站在他身旁，看着泪水顺着他的眼角缓缓滑落，浸湿布毯，我的视线也瞬间被泪水模糊。我懂，那泪水里，全是不舍。他还有太多未说尽的话，太多未完成的事。

至于那通致命的电话，在父亲下葬后，我回拨过去才知晓，不过是一笔一千元的生意纠纷，对方坚称已付款，父亲才会如此动怒。那人后来核实清楚，把钱转了给我。而我，对他始终心怀恨意。

又是一年清明，我站在父亲坟前，忽然觉得，他从未真正离开。他一生的善良、节俭与坚韧，早已融进我的骨血，化作我的底气，伴我一步步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