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伟民

说到北京大学学生，人们很容易想到“优秀”二字。那些经过层层选拔进入最高学府的年轻人，聪明、勤奋、成绩优异，也拥有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由此，人们也很容易产生另一种想当然的判断——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师的工作似乎要容易许多。杨善华教授《我和我的北大学生：一位社会学教授的教育札记》（以下简称《我和我的北大学生》）一书，恰恰跳出了这种固有想象，由此落笔。

全书从“来到社会学系的孩子们”写起，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谈如何关注每一个学生、如何依靠团队培养学生，也谈学问之外怎样做人。贯穿其中的，其实始终是一个朴素而根本的问题：教育该如何面对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人。

本书的开篇，杨善华首先讲述自己在北大求学的经历。1983年，他为了研究旧时社会学关于婚姻问题的调查来到北大图书馆；次年，已经37岁的他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彼时，北大活跃而开放的学术氛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也成为他理解北大、理解学术的重要底色。从受教的学子到站上讲台的师者，他将从前辈身上感受到的学术传承，接续传递给青年一代。正如他写在书封上的自述：“我觉得我应该像前辈那样，把我所教的学生按北大的风格培养成才。我的理解，这应该就是‘薪火相传’的本意。这些年来，我也是这么做的。”这句话也构成了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

《我和我的北大学生》虽然写的是“我和学生”，却并非简单的名师育人故事，它实际上存在着一条绵延数十年的精神线索：一个人如何受教育成长，继而成为传道授业的教育者；如何承蒙前辈提携奖掖，再将这份治学善意与育人责任接续交付后辈。全书动人之处，不在于作者培育出多少成绩出众的学子，而在于他始终拒绝将“优秀”窄化为一次筛选得出的结果。

如果说“相信学生可以成长”是这本书的教育底色，那么“怎样让人成长”则构成了它最扎实的部分。杨善华尤其重视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在“从提出一个好问题出发”一节中，他谈到自己受到有关文章启发，逐渐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作为教学目标之一。这种教育理念与杨善华本人的社会学实践一脉相承。他长期带领学生进入田野，强调从真实生活中认识社会。

《我和我的北大学生》珍贵之处，恰恰不止在“北大”二字。它真正书写的是教育中一些最朴素、也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相信一个尚未成熟的人，认真发现他的长处，在他刚刚显露进步时给予鼓励，在他遭遇困难时给予帮助，在他逐渐能够独立前行时给予空间；同时告诉他，学问之外还有责任，能力之外还有胸襟，聪明之外还有对学术、对他人、对真实世界的敬畏。

今天，我们习惯用成绩、学历、论文、就业等明确指标衡量教育的成果。这些指标当然重要，却无法穷尽教育的全部意义。一个教师真正留下的东西，有时甚至很难被统计：也许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一次在学生失意时给予的信任，一句多年之后仍然记得的提醒，或者一种被学生继承、又传给下一代人的治学态度。教育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的影响常常不是即时兑现的，而会在一个人日后的求学、工作乃至待人处世中缓慢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