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光阴荏苒，山河早已重振荣光，但那段烽火连天、浴血奋争的历史，始终铭刻在民族记忆的深处。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伟大抗战中，重庆綦江，这座位于渝黔边境、长江之畔的小城，以其独特战略地位和约40万綦江儿女的赤诚坚韧与奉献牺牲，书写了一曲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英雄壮歌。它不仅是大后方的重要屏障，也是兵工生产的关键基地、物资转运的枢纽节点，更是无数仁人志士共赴国难的见证之地。

战略要冲

烽火中的陪都屏障与后方枢纽

綦江，作为重庆南部的外围区县，在抗战烽火燃起之前，或许只是一个宁静的川东小城。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爆发，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綦江的命运便与整个国家的存亡紧密相连。其境内川黔、川湘公路的贯通，特别是川湘公路在綦江发端，加之綦河、蒲河水运可直抵长江，使其瞬间成为连接西南大后方与前线的交通咽喉，战略地位骤然凸显。这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重要性，更是在国家危亡时刻，綦江所承载的沉甸甸的历史使命。它如同一扇坚实的大门，拱卫着陪都重庆的安全，也如同一座桥梁，将后方的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输往前线。

抗战救亡

星火燎原的呐喊与共赴国难的担当

抗战爆发后，中共綦江地下党组织勇担救亡使命。1936年冬，夏经权组建“东溪文化体育社”；1937年夏，陈毅乔成立“东溪文化剧团”，《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川黔要道引发强烈共鸣。1938年，党组织以学校为基地创建“九一八剧社”，受驻军团长邀约沿川湘线巡演20余乡镇，点燃三江、南川等地抗日烽火。同年暑假，在綦江文庙举办“战时教育师资讲习会”，培养救亡骨干；冬季发动师生募捐寒衣，筹款1.1万余元，制成棉衣并全数支援前线。1939年联合开明人士吴举宜创办东溪中学，打造革命教育阵地，为抗战输送大批人才。1940年、1941年綦江县城三度遭日机轰炸后，党员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印发传单、书写标语，揭露日寇暴行。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綦江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原万兴乡人潘念慈1939年初到达延安经培训，安排在延安中央医院从事抗战服务；原万兴乡人潘建平1939年4月进入陕北公学后，不久开赴晋察冀边区从事抗日斗争；新盛人苟浪平到延安后，抗战期间一直在延安鲁艺从事抗日救亡文艺演出活动。原紫荆人陈韵笙奔赴前线，1942年5月在山西省左权县牺牲。东溪镇人冷树清，1937年加入太行第1军分区11旅30团，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等战斗。皖南事变后，坚定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持续宣传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转入中峰等地农村坚持斗争，直至抗战胜利。无论面对日寇进攻还是国民党反共逆流，綦江地方组织始终摧不垮、打不散，以无政权、无军队的绝对劣势，巧妙维护国共合作与团结抗战，成为綦江抗战的中流砥柱，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

倾囊相助

綦江群众的无私奉献与坚强保障

抗战时期的綦江，幅员面积2200多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0万亩，人口约40万，4.3万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富庶的县域，却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展现出了惊人的奉献精神和承受能力。“出钱、出粮、出物，出工、出地、出人”，这“六出”不仅仅是口号，更是綦江人民用血汗乃至生命践行的承诺。

在经济重压下，綦江人民的贡献尤为突出。抗战前，綦江的田赋正税为人平43.5斤稻谷。1937年下半年，为“以济军需”，加收国难费，标准为“田赋正税六成”；1941年起更是按田赋正税九成计征。整个抗战时期，綦江县税费总额高达42.11万市石（民国时期1市石等于100斤），较抗战前人均43.5斤增加了131斤。这意味着，綦江人民在自身温饱都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人均额外承担了远超以往的粮食负担。即便如此，綦江人民仍全面完成了任务，且位列四川省第三，受到四川省国民政府的嘉奖。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无数綦江百姓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的艰辛，是“毁家纾难”的家国情怀。

除了粮食，綦江还需接纳大量外来人员与机构。14个驻綦部队和军事机关、4个兵工企业、1个学校、1个外国政府（韩国临时政府），数万人的吃、穿、住、用，无一不是对綦江地方资源的巨大考验。綦江人民不仅要解决这些机构和人员的驻地、饮用水问题，更要为数万人提供粮食、蔬菜、副食品和各种军需物料供应。仅1943年6月迁驻綦江县城的93军官兵，就有7000余人；綦江每月供应比市价低60%～70%的柴草马料60余万斤，直至1944年6月21日奉命调往广西。1944年，中日战况日趋紧张，湘桂战事危急，黔南陷落，独山失守，綦江县内驻军骤增，过境部队频繁，军用物资补给任务空前加重。綦江紧急成立军用物品补给分会，并设立4个军需补给站。其后两年，共补给过往部队副食品、食油、黄豆、柴炭407.3万斤，豆料、麸皮、稻草488万斤。所供实物仅收到部分代金，差额4264万元法币全部由綦江承担。这一切，都彰显了綦江人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厚爱国情感和不畏艰难的坚韧品格。

工业铸剑

兵工企业的铿锵脉动与生产传奇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更取决于后方工业的支撑能力。綦江以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成为了抗战时期重要的兵工基地之一，先后接纳了4个关键兵工企业，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杀敌利器”。

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即后来的一○三厂、重庆冶炼厂），肩负着为军工生产提供关键原材料的重任；军政部兵工署四○兵工厂，在抗战期间积极生产，抗战胜利后其綦江分厂迁回广西柳州；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五○二厂，即后来著名的綦江齿轮厂，为军队提供了急需的军车维修配件及修车工具；而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南昌飞机制造厂，则在万分危急中迁至万盛海孔，继续其飞机制造事业。

这些兵工企业在綦江的土地上，克服了设备简陋、物资匮乏、敌机轰炸等重重困难，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生产奇迹。1939年至1945年，三江电化冶炼厂生产提供电解铜3450吨，为弹药生产奠定了重要基础；四○兵工厂向抗日前线提供八二迫击炮弹1万发、7.9毫米枪弹100万发，每一发炮弹、每一颗子弹都凝聚着工人的心血，都可能意味着一个敌人的倒下、一个战友的生还；南昌飞机制造厂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生产完成E-16滑翔机20架、仿德式H17中型滑翔机30架、狄克生初级滑翔机50架，更令人振奋的是，还研制出“中一”“中二”军用教练机以及“中运一号”——这是中国首架自行研制的军用运输机，为中国航空工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二厂则保障了国军部队军车的“血脉畅通”。

除了这些整机和成品厂，綦江本地的资源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为支援大渡口钢铁厂这一“抗战兵工之母”，綦江地界上的綦江铁矿（包括其成立之前各矿井）在抗战期间异常艰苦的情况下，累计采送了约20万吨铁矿石。临近綦江的南桐煤矿（今属綦江）更是在1939年到1945年间，合计向大渡口钢铁厂送煤72.8万吨，成为当时全国（敌占区除外）最大的煤炭基地。綦江境内的东原实业公司也在县内多地和贵州桐梓、四川省内多处采购铁矿进行冶炼，每年产生铁5000余吨，除部分用于铸造铁锅外，其余运销大渡口钢铁厂制造枪炮。正是这些源源不断的“工业食粮”，支撑起了中国抗战军工的“脊梁”。

血肉长城

綦江子弟的浴血疆场与英雄气概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綦江人民不仅“出钱出粮”，更“出人”——用子弟的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抗战期间，綦江共征招32200名子弟进入国民革命军，其中正式征兵配额为2.9万人，实际征收3.2万多人，超额从军3000人。这意味着每9个綦江人中，就有1人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告别家乡父老，带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奔赴淞沪会战、宝山城保卫战、藤县血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武汉会战等一个个血与火的战场。

在这些残酷的战役中，綦江子弟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1942年曾在县城石佛岗修建的忠烈祠，建成后入祠纪念的阵亡将士就有330人。杨怀，綦江扶欢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屡立战功，最终为国捐躯，1985年3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据记载，綦江子弟为保卫祖国山河、驱逐日寇，捐躯者超过5000人。这5000多个鲜活的生命，是綦江人民为抗战胜利付出的最沉重，也是最光荣的代价。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綦江的山水之间，永载史册。

巩固后方

血肉之驱铸就的“铜墙铁壁”

抗战期间，綦江人民以血肉之躯投身綦江河整治、川黔川湘公路改造、白市驿与大中坝机场修建、重庆城周国防工事建设，为抗战运输线畅通与后方根基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为打通四川抗战物资运输通道，启动了川黔、川湘公路改造。同年11月至次年2月，綦江紧急征集10500名民工参战。在无现代机具的条件下，民工们仅凭錾子、铁锤、锄头、扁担、箩筐等原始工具，日夜开山劈石、推土运泥。面对“雨天泥泞路难行，晴天碎石磨破脚”的艰苦环境，大家以“早一天通车，前线就多一分胜算”的信念拼命奋战，最终提前完成改造任务，为战时物资运输提速奠定基础。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支流的綦江河，抗战期间承担着煤铁运输的重任。然而水浅、滩多、流急的恶劣条件，严重阻碍着大后方的军工需求。为切实保障重庆陪都军工生产和抗战物资供应，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1938年启动綦江河道整治。在长达7年的时间中，綦江人民积极投工投劳出钱出力，至1945年终于完成了11座闸的渠化治理，让綦江河通航能力大幅提升。1938年运输量仅8万吨（船只1600艘），1941年增至30万吨（船只2600艘）。

1938年至1941年，綦江民工两度投身机场建设。1938年11月，数千名民工奔赴白市驿机场，负责1150米长、100米宽的泥结石跑道施工，历时8个月如期交付；1939年12月，10200名民工再征大中坝机场，在18个月内筑成1300米长、40米宽的鹅卵石道面跑道。两次建设均面临“时间紧、任务重、工具缺”三重挑战，民工们用肩膀扛运石料、用木夯夯实跑道，甚至寒冬腊月跳进冰水搅拌混凝土。工程中，3人因公牺牲，5人致残，36人积劳成疾病逝，用生命诠释了“一寸跑道一寸血”的奉献精神。

1940年秋，为加强重庆南大门防卫，渝南警备司令部决定在綦江城周北渡、升平、通惠等险要地带构筑国防工事。綦江征调木工、石工及民工1000余人，采取“十日一换、义务出工”模式，由政府统一配发工具，驻军现场指导施工。民工们在荒山野岭中挖掘战壕、砌筑碉堡、架设铁丝网，历时一年多完成各据点工事体系。这项工程虽无惊天动地之名，却以“村村有岗哨、户户出劳力”的全民动员，构建起拱卫陪都的坚实屏障。

从公路到机场，从战壕到碉堡，綦江民工以“拼全力”的担当，在抗战后方书写了平凡者的英雄史诗。他们用血肉之躯填补了机械力量的空白，以重大伤亡代价诠释了“共赴国难”的民族大义，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民众支援前线、巩固后方的生动缩影。

众志成城

多维支援与国际友人的患难与共

綦江的贡献远不止于物资和工业。在接纳的众多机构中，还有14个驻綦部队和军事机关、1所学校，以及一个特殊的“外国政府”——韩国临时政府。

为保障这些驻綦单位、部队以及过境人员的生活，綦江人民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不仅要解决驻地、饮用水等基本问题，更要为数万人提供住宿及各类物资。县政府还抽调人员组成战时服务队，募集法币200多万元，组织青年学生、医护人员上千人，对过境军队开展慰问、救护工作，并在川黔公路沿线设茶水站、住宿站、难胞招待所，收治伤病员150人，发放慰问品10万余元。这一切都体现了綦江人民的淳朴、善良与大爱无疆。

1939年4月，韩国临时政府及其眷属共117人，从广西柳州辗转迁来綦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了一年半，直至次年9月迁往重庆。这段特殊的岁月，见证了中韩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韩国临时政府前主席李东宁到綦江后患急性肺炎不幸逝世，安葬于綦江，解放后其灵柩迁回韩国，这段历史也成为綦江与韩国人民友谊的特殊见证。

1940年因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文成中学（后更名为渝南中学）从重庆较场口迁来綦江升平乡，该乡先提供万寿宫庙宇作为校舍，后帮助扩大规模修建教学楼、教师宿舍、男生（住宿）部、女生（住宿）部。学校吸引招收綦江邻近县、重庆市区、贵州、川北部分县的学生远道来校读书，后来发展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据点。正是这种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精神，汇聚成了抗战必胜的磅礴力量。

铭记伤痛

日寇轰炸下的不屈之城

綦江人民的牺牲，不仅体现在战场和后方的辛劳，更直接承受了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飞机曾三次轰炸綦江县城，给綦江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1940年7月5日下午，日机63架分两批由重庆方向飞来，在綦江县城上空投放炸弹100余枚，造成320余户无家可归，1200余人流离失所，死亡110人，重伤50人，轻伤160余人，炸毁房屋600间。仅仅半月后的7月22日午后，日机20架再度来袭，炸死居民10人，炸伤15人，损毁房屋20幢。1941年8月23日，日机27架又一次飞入綦城，炸死居民1人，炸伤5人，炸毁房屋8间，经济损失6万多元。三次轰炸，綦江市民被炸死121人，轻重伤230人，炸毁房屋600多间。这是日军对綦江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綦江人民在抗战中所承受苦难的缩影。然而，苦难没有摧毁綦江人民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綦江的抗战史，是一部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史诗。从战略要冲的形成，到全民动员的奉献；从兵工企业的铿锵脉动，到国际友人与军民的守望相助；从子弟兵的浴血疆场，到市民在轰炸下的坚韧不屈，綦江人民以其平凡而伟大的行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用鲜血和汗水，在中华民族的抗战丰碑上刻下了属于綦江的厚重一笔。八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仅要铭记苦难，缅怀先烈，更要传承和弘扬那种不畏强暴、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甘于奉献的伟大抗战精神。綦江的苦难与辉煌，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告诉我们：唯有国家强大，民族团结，才能抵御外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永远铭记那段烽火岁月，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文/李德祥 李忠朴 刘克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