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工业命脉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存续与发展，成为支撑抗战前线的关键。在綦江这片被历史赋予重任的土地上，綦江铁矿以其丰富的资源、重要的战略位置，悄然崛起为抗战时期中国能源版图上的战略支点。它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的坚韧与不屈，更以无声的力量铸就了抗战胜利的工业命脉，为持久抗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撑。

能源动脉 抗战前期綦江铁矿的基本情况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1月，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公然扩大对华侵略。自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历程。随着华东北、华东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开始将东南沿海重要工矿企业向西南大后方战略转移，着手构建支撑持久抗战的军事工业体系。在军事工业建设中，钢铁工业具有基础性地位，而优质铁矿资源与炼焦煤的供给是钢铁生产的关键要素。因此，在西南地区开发大型铁矿基地与煤炭资源，成为保障战时军工生产的当务之急。

1934年6月，四川中心工业试验所派出以地质专家王嘉猷为首的调查组到达綦江铁矿蕴藏地区进行调查。1936年，位于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贤诚来到綦江铁矿区，作了4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将所采一吨多重的样品运回中国西部科学院化验。随后，王嘉猷所撰写的《綦江铁矿调查报告》，以及李贤诚所编写的《綦江铁矿志》《开发綦江铁矿刍议》等文献充分论证了在綦江南部有丰富的铁矿砂资源（当时预计綦江铁矿蕴藏量达4500万吨，除不易开采部分外，可供一大型钢铁企业生产48年的铁矿石），且矿质优良（平均含铁量为53.62%，按普通标准，铁矿含铁50%以上即为富矿），开采容易，离重庆较近，水运通达，运输方便。

王嘉猷、李贤诚等对綦江铁矿的考察与高度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促使綦江铁矿砂迅速被提升为国家战略资源，更为其后续开发及其在抗战军工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时抉择 筹备处的成立及艰难转移

为保存民族抗战的工业血脉，解决抗战后方钢铁企业能源问题，1938年3月1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成立，着手重建中国的钢铁工业。这个肩负特殊使命的机构，首要任务就是将汉阳铁厂及武汉附近其他各钢铁厂的机械设备抢运入川，为后方钢铁事业奠定基础。

钢铁厂生产需要大量铁矿石和煤炭作保障，具有丰富铁矿资源的綦江地位凸显。1938年3月，綦江铁矿筹备处在汉口成立，接收了民营企业谦虞公司，接管了土台、麻柳滩、白石潭、大罗坝和苏家井等5个矿区。

钢迁会拆卸的5.68万吨器材中，3.7万吨专属钢迁会和綦江铁矿、南桐煤矿所有，其余为代运物资。这些设备动辄二三十吨重，体积达上百立方米。当时战事紧迫，且运输工具匮乏、枯水期不能航运、船舶逆水上行所需燃料严重不足……运输面临诸多难题。日军空中威胁更是如影随形，在湖北省内运输途中即遭日机轰炸9次，炸死员工23人，伤50余人。

转运期间，钢迁会在武汉、宜昌、重庆等地先后征集雇佣了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4艘铁驳船、17艘拖轮、218只木驳船、7000只柏木船。此外，陆续把一些重要物资交给商业轮船附带运输。设备器材先由武汉西运至宜昌，再换乘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转载运川。

运输船只中，旧式柏木船损失严重，钢迁会自己雇佣的148艘有124艘安全抵达，兵工署调拨的228艘仅有67艘安全抵达，仅此就损失随船火砖、钢轨、铁件等1300多吨。此次转运虽历经艰难，损失巨大，但为抗战后方钢铁事业的发展保存了重要力量。

1938年8月，綦江铁矿筹备处迁到重庆，并在东溪设立了办事处。1940年3月1日，正式改为綦江铁矿。从湖北大冶铁矿撤退出来的技术干部、技术工人，也陆续来到綦江铁矿。

困境崛起 綦江铁矿的建设及生产

1938年5月21日，钢迁会将厂址定在大渡口，6月施工建设。与此同时，约110公里外的綦江铁矿作为铁矿石保障基地也开始建设。

建设初期，綦江铁矿便面临三大难题：土地征用、劳工招募和土匪干扰。綦江南部铁矿蕴藏区的山林和坡地原属当地山主（地主）及部分贫苦农民，建设綦江铁矿需从土地所有者手中征用土地。但因抗战时期资金短缺，国民政府无法按市价支付地价，甚至长期拖欠。且因未及时办理土地征用手续，被征土地的原所有者仍需缴纳赋税，生活困难。綦江铁矿筹备处曾致函綦江县政府，反映民众为支持抗战作出的牺牲，并请求免征被征土地税费。

綦江铁矿的工人多从当地贫苦民众中招收，因在矿当工人可免服兵役，不少青壮年愿意前往。但这影响了乡、保长完成壮丁任务，他们便阻挠招工甚至抓走矿工，以至发生冲突。

抗战时期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綦江农村又屡遭灾害、粮食减收，铁矿数千人的口粮需自行采购，矿方只能派员到周边村镇零星购买以维持供应。而且工人劳动条件极其艰苦，矿洞开凿粗糙、巷洞窄狭，工人需赤身弯腰作业，劳动强度大，且随时面临水淹、垮塌风险。在昏暗的矿井中，矿工们甚至只能依靠点燃桐油灯来粗略估算工时，一盏灯大致燃烬便视作一工。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綦江铁矿的建设与生产始终未曾停歇。1938年底，该矿恢复了铁矿石生产。至次年，相继在土台开凿3口直井，同时兴建了麻柳滩至赶水的轻便铁道，赶水、羊蹄、盖石3个运输站也相继建成，成为矿石运输的重要枢纽。进入1940年，为应对抗战紧迫形势，綦江铁矿加快了矿井建设力度。同年6月，土台矿区三号直井建成，配套的井下绞车道投入运行。地面上，办公区、生产车间、职工宿舍、食堂、商店等设施相继建成，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矿区已初步成形。至1942年，綦江铁矿规模持续扩大，仅工人数量就已达到1147人。

命脉维艰 铁矿石运输的困境与坚守

物资流通是持久抗战的生命线。綦江铁矿距钢迁会厂部110公里，所产铁矿石运抵重庆大渡口需分三段运行。

第一段从矿区到赶水，可以借用16公里长的轻便铁道采用人力推车运输。1939年春，綦江铁矿修建了小渔沱至赶水的简易机车轨道运输专用线，由工人推动的翻斗车将铁矿石运往赶水铁石垭码头。

第二段从赶水到綦江县城，则依赖水运。由于赶水至綦河三江段水急浪高险滩多，仅能用小船运输，到三江后再换装大船驶往綦江县城。

第三段从綦江到重庆，在重庆至綦江的铁路没有建成前，须在綦江换船运到重庆。

为了保障运输顺畅，1940年3月，钢迁会正式成立綦江水道运输管理处，该处全盛时期有公船434只，商船中有綦江船380只，柳叶船263只，员工总数逾2000人。

当时铁矿石的运输主要靠水运，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在水运。綦江河道滩多流急，航行异常凶险，在许多险要河段，船只不仅上水时需要集中人力拉纤绳，下水时也需要集中人力用纤绳“放吊”控制。在被人们称为“万人坑”的老虎滩，钢迁会的运输船队曾于一日内沉没公船、商船21艘，损失铁矿砂数百吨。

到了枯水期，由于船只载量大减，常导致承运商“麻乡约”亏损严重，难以维持。为此，钢迁会遂决定自建运输体系，先后赶筑麻赶段轻便矿道、羊蹄峒轻便铁道及盖石峒板车道等各种运输设施。然1940年5月洪水暴涨，致使盖石峒闸坝被冲毁，其他运输设施亦受损严重，使运输量大受限制。

枯水期与洪水期交替影响，使得运输工作常年面临巨大挑战。尽管如此，1938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綦江铁矿累计生产铁矿石约20万吨，其中1943年产量达4.5万吨，为峰值年份。这一成就，凝聚了全体綦江人民的血汗与意志。

铁矿石，这一看似冰冷的矿物，在抗战时期熔铸为民族希望的炽热火焰。它们被源源不断地送进炼炉，最终化作捍卫家国、抗击外辱的利器。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载文，称赞钢铁工业是“作战力的一个标帜”，正是对这段艰苦而光辉历程的历史定评，成就了巴渝大地的铮铮“铁”骨。

在东部国土沦陷、原料基地丧失的背景下，綦江铁矿的稳定供应成为后方军事工业的“生命线”，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物资保障，奠定了西南地区现代钢铁工业基础。1942年9月，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党的钢铁战士江竹筠进入綦江铁矿从事会计工作。她广泛接触工友、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开展工作。这段历史，不仅是綦江人民在艰难困苦中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真实写照，更彰显了无数普通人在艰难岁月中托举民族希望的伟大精神。他们的奋斗与牺牲，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激励着我们朝着民族复兴的梦想坚定前行。

文/ 周祥章 姜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