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子造墓父哀哉

穿洞坪崖墓群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志愿者们曾多次探访，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成果。直到2024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才发现有题记；根据长期在博物馆工作的文博馆员陈建军先生分享的照片，志愿者们初步辨识为“南郡王县/男子熊师/等五人■/永和五年（140年）/■月十日”，其后还有两列，漫漶不清。“男子”二字，除表性别外，还有“儿子”的含义。

据中国考古学会、文物学会会员唐长寿先生发表于《乐山日报》2025年1月12日文《肖坝崖墓 汉隶集粹》介绍，和尚冲崖墓就有“延熹二年（159年）三月/十日，佐孟机为子/男石造此冢。”“子男”有两重含义：一是古代爵位体系中第四等、第五等的子爵与男爵的合称；二是“儿子”。结合此处题记语境，显然应取第二义，即父亲“佐孟机”为单名“石”的儿子开凿此崖墓。该文还认为，加上后面几句，全文大意是“阳春三月，我儿命绝，大墓幽深，长此永诀。呜呼哀哉!”

该题记约在85年前就已被发现，拓片流传海内外，网络上有多个版本，评价颇高。经与中国汉画研究专家高文、高成刚编撰，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四川历代碑刻》收录的摹本等多渠道来源比对分析，前文其后残留的20字为“端行/九支。左右有四穴，十位入/八尺，当■■万世中出”。但“支”与“丈”两字，在汉隶中字形相近、易生混淆，此前的介绍均将“支”识读为“丈”，认为“端行九丈”指冢端到某点的长度。不过，汉代一丈约为2.31米，九丈长达20.79米，佐孟机儿子的崖墓显然没有这样的规模。

因此，志愿者们的解读有所不同：认为“端行九支”是承接前句，佐孟机对儿子一生的评价和逝后的哀思。“端行”强调正直的品德；“九支”即“九枝”，指一干九枝的烛灯。《汉武帝内传》有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帐，燃九光之灯，设玉门之枣。”汉武帝为表达对西王母的崇高礼敬，点燃的正是九枝灯。江苏徐州十里铺汉墓、北京平谷东高镇大旺务村汉墓，分别于1964年、1982年出土过九枝陶灯，其造型象征扶桑神树。在中国神话体系中，扶桑是太阳栖息之地，树木本身具有冬凋春荣、生生不息的特征；而神树又被视为“上通天庭”的天梯，承载着将墓主人引度至仙界的寓意。因而，九枝灯在东汉墓葬中，既寄托着“墓室常明”的祈愿，更蕴含着墓主人追求长生、得以升仙的精神诉求。“左右有四穴”是该孔崖墓在墓群中的定位；“十位入八尺”中，“十位”是风水学上用于确定方位的核心术语天心十道，即在明堂中心划出的十字，“八尺”指鲁班尺上的八尺方位，即“财、病、离、义、官、劫、害、本”等八字吉凶划分。至于“中出”，出自《礼记·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在这里强调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和尚冲崖墓仅比穿洞坪崖墓晚19年，二者年代相近，具有互证价值。将两处题记参照解读，对后者可作如下更合情理的阐释：王县的儿子，名字可能为“王熊”“王师”，也可能是“王熊师”。全句意为：相邻的五孔崖墓，墓主人是王县的五个儿子（或王县的儿子等五人），于永和五年葬于此地；也可理解为：王县的儿子等五人，于永和五年在此帮工造墓。

“南郡”“王县”与“王师”

南郡是秦汉之际的政区，治所在江陵县（今湖北荆州）。《华阳国志》载，“李固……阳嘉三年（134年）……奏免江夏、南阳、南郡太守孔畴、高赐、为昆等，州土自然安静。”这一记载印证了穿洞坪崖墓群题记所涉年代的南郡，确为真实存在的行政区域。

9月7日，“重庆古道”群友江子渔又提供了南川区太平场镇两处崖墓群的信息——雷劈石崖墓群与犀牛岗崖墓群相距约1公里，后者存有“汉阙”；更重要的是，两处崖墓群各有一则关联密切的题记，分别为“阳嘉二年（133年）王师作，直四万”“阳嘉三年南郡王县王师作”。两处摩崖题记相隔仅一年，足以实锤“王师”是一个具体的人，而非人们想当然认为的“王师北定中原日”中代指“朝廷军队”的“王师”，更不存在“派到这里充任‘工程兵’开展集体造墓项目”的情况。揣摩题记句意，此前研究者认为：“王县”与“王师”是共同造墓的匠人，二者或许是父子、兄弟，或许是族亲关系。

“王县”“王师”作为人名，总让人觉得与常见人名存在差异。若将“王师”理解为“姓王的匠师”，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直到今天，贵州桐梓等地，仍沿用“王师”“李师”这类对匠人的简称。

但“王县”该如何解读？太平场镇两处题记中，阳嘉二年的仅提及“王师”，“王县”在次年（阳嘉三年）的题记中才出现。若二者均指代人，作为“后来者”的“王县”，按常理应排在“王师”之后，但题记的排序却恰恰相反。这一细节，为我们辨字释义提供了新的思路。。

照片比对疑似“巫”

若“王县”是一个政区名呢？鉴于“王”字的特殊含义（象征君主、王权），以“王”命名县治有“僭越”之嫌；事实上，自秦朝始设县制以来，历史上确实从未有过名为“王县”的县。而91年后的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朝廷开始以县地分封诸王，才出现“县王”这一爵位名称，题记中的“王县”，显然不是“县王”的语序倒置。

雷劈石、犀牛岗两处崖墓群与穿洞坪崖墓群相距不到60公里，南川、綦江同属渝南地区，民俗习惯几乎无差异；且三处题记中均提及“南郡王县”，时间跨度仅7年，显然不可能是今人伪造。

东汉时期的南郡有17个属县，江子渔从其中的5个单名县中，找到了最接近的“巫”县（即今巫山），但二者字形笔画仍存在明显差距。群友印林立即想到查询“巫”的文字源流，发现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的“巫”字，与“王”字最为接近，只是中间一横略带起伏，更像上下压得扁平、左右斜拉较长的“M”形。受当时书刻者水平及书写习惯的影响，“巫”字很可能背刻得更趋近于“王”字。受到这一发现的激励，江子渔陷入纠结，时常“将放大镜嵌入脑海”般冥思苦想。

10月14日，“重庆古道”群再次就“王县”展开讨论时，江子渔的研究有了新突破。他在比对犀牛岗与穿洞坪两处题记中“王县”的笔痕时发现：“王”字中间一横非常笔直，将其认作马王堆帛书中的“巫”字，说服力较为牵强；但这两个“王”字中间一横的上方，竖笔“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形刻痕。这极有可能是“巫”字的异体写法，即由上方一横与下方“坐”字组合而成的“巫”字异体。考虑到民间石匠的文化水平与刻凿习惯，将“坐”字中的两个“人”形刻成“∧”，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未完待续）